比课本“循环”更现实的问题

恐龙

文章《课本“循环”“阻梗”何处》》（2007年7月10日《人民日报》）的开头一段文字很耐人寻味：

“崭新的教科书没翻过几次，当废品处理掉，太可惜了。”高考刚结束，一位考生家长对我说，孩子１２年中小学读下来，没怎么用的习题集和教材就有一二百本，看着就心疼。

文章作者是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他曾经算过一笔帐：“目前我国有在校中小学生２亿多人，以每个学生一年两学期用１５册课本计算，每年要用３０多亿册课本，消费纸张达５５万吨之多，需砍伐１１００多万棵大树。”对中国教育关心的人士都知道，如果把习题集、复习资料考虑进去，一年两学期用15册课本是很保守的数字，可见循环利用课本对环境保护是十分有益的。

循环利用课本可以减轻家长负担自不必言了，那么，课本循环在中国难推行的“阻梗”在哪？朱永新在文章中提出：首先，课本内容更新频繁；其次，一些家长对旧书不认同；第三，课本牵扯多方利益。这说明，在目前有比课本循环更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不禁想起《教材发行“机关”重重 学校教育部门也“吃教材”》（2004年4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中透露的有关教辅书存在暴利的情况：

“如果撇开新华书店，直接找出版社要教材，就能得到30％的让利。” “通过盗版的渠道购回教材，得到的回扣可能高达50％，有些甚至高达60％—70％。”

现实中，在学校购买教辅书是全价，在书店购买可以打折，无疑，教材的高利润现象不仅是客观存在，家长也是心知肚明的，只是人们对“吃教材”现象超乎寻常地宽容罢了。宽容的原因这里就不去探究了。

为什么会出现课本内容更新频繁的现象呢？也有许多原因，而版权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吧？对于版权，我不清楚教材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课本是如何编制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在编制教材时起到什么作用？编制教材的那些专家是在工作之内还是在工作之外从事教材的编制工作？如果是专家个人成果，国家能否出资一次性买断版权？正版与盗版由于版权原因成本是不一样的。如果出版课本没有了版权方面的成本，出版的利润空间又很低，而盗版有逃避打击的成本、有面临打击的风险，盗版书自然就难猖獗起来了。

朱永新引用那位家长的话，是说明课本循环之必要，我却从中悟出另外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家长冤枉购买了许多无用的书或者用途不大的书。“崭新的教科书没翻过几次”是无用的事实，如果有用怎么会“没翻过几次”？“孩子１２年中小学读下来，没怎么用的习题集和教材就有一二百本”说明了问题的严重程度。事实生活中，为人情，为钱利推销教辅资料的现象不是个别的。

爱读书的人，遇到喜欢读，反复读的书，大多有圈圈点点的习惯，这就给循环利用带来不便。如果用专门的笔记本作笔记，不是不可能，但这会给学习带来一些不便，比如，在书中只要三二字的注释，移到笔记本上或许就是一大段。同时，制造笔记本不是同样会耗材会污染环境吗？所以，课本循环利用也有其局限。据介绍，国外许多国家均实行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在美国，课本属于学校财产，随着课桌椅子一起编号，学生不能随意涂写，一本教材平均使用寿命５年；在澳大利亚，教学用书需从学校图书馆借，学期末归还，下一届学生接着用；在英国，一些地方政府对学校的书籍纸张提供回收服务，还有专门从事旧课本买卖的公司，为课本循环使用提供方便。但是，这些粗浅的介绍不能盖其全貌，往往还会让我们误解了人家课本循环利用的真实状况。好在外国事只能作参考，执不执行还得自己说了算。

我想，就中国而言，循环利用课本固然是必要的，但在推广普及之前，或许有比课本“循环”更现实的问题。

飞刀

[s:36]

飞刀

[s:39]

飞刀

[s: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