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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 家 坡
土公路出了老街，就微微下斜。猛地一个大弯，紧接着又拔地而起，直飞上黄家山去。那人工加天然的冲天坡道，老家人顺理成章地叫它黄家坡。山脚下尚有一户黄姓人家，历经风雨，全然没了昔日的优越和殷实。
无可否认，黄家山坡，最早使我接触上下，感知进退。
那是一个夏天的正午，我独自一人，沿土公路，过老街，去祖母家。穿开裆裤裸露灰白屁股的我来在黄家坡的脚下，突然停住脚步仰望前方。黄家坡自天而下，两道车辙白亮刺眼。我四下张望，四野岑静。山脚下，黄家大门半掩，门缝漆黑，有蝉声进进出出。山顶的老枫树在强烈的日光下也显得阴阴森森，黑黢黢的树冠里似乎随时都会飞出什么。在这夏日的正午，整个世界都在热浪中安然睡去。我突然明白，我已经远离了街道，远离了我所熟悉的一切。一种强烈地恐惧突然袭扰了我的全身，我想立即回去，立即回到有市声的街上去。但父亲说过，我也记得，站到坡顶就能看见祖母的家。
我决然来到坡顶，走进老枫树的浓荫，手搭凉篷。祖母那低矮的草房，门前的桃园，甚至浓荫里闪闪发亮的桃子也已清晰可辨。我毫无理由地转身全速跑下山坡，又迅速上来。我以为轻易挣服了一个高度，心满意足地向祖母家而去。说起来简单，我不声不响出门，只想去祖母家吃几个桃子。在这个夏日的正午，害得家人找遍了街前屋后的所有水塘。
父亲是有名的孝子。为祖母建房，站柜台的父亲亲自用平板车从街东边的窑厂拉砖去乡下。每一次上黄家坡之前，父亲总在老街口稍事歇息，然后一路小跑,一鼓作气冲坡。父亲说中途千万不可停下，如果停下，我们便再难上去。我紧跟在车后,双手搭着车身,认真而努力地想帮父亲一把。接近坡顶的一截也是最为关键的一刻。但每一回我们都上去了。回来，我就坐到父亲的车上。看着父亲抖擞的后背，自豪而幸福。父亲回头问，长大后我们换过，可照。我每次都应得响亮。
父亲当年的载重肯定是他的力所能及。正如父亲在我可以实际地敬孝之前就已经离开了人间。
二、钱 家 桥
钱家桥便是老街，老街也便是钱家桥。住在新街的人称习惯称钱家桥为老街。与黄家坡一样，越河而过的石拱桥为钱家所建。不同的是，老街再没有钱姓人家。老辈人对钱家褒贬不一，但造桥修路终是功德无量之事。桥，至今为人所用。
有桥便有水。麻溪河逶迤而来，蛮不讲理地从老街中央横穿而过。老街的一切，与水相关。房子的基脚清一色用青石砌到一人高。连巷内的路也用青石铺就。那石块大小错落，随遇而安。
钱家桥为三孔拱桥，长二十余米，高六米，桥头原有两对石狮，眼镶夜明珠，传说为日寇所盗。构成拱桥的石块一块紧挨一块，紧密相依。象老街的人家，一户不能缺，象儿时的玩伴，一个也不能少。
老街人喜爱被堤岸固定住的水。他们在同一条河中吃水，洗衣，刷马桶。
汛水如期而至。一样的河水，一样地令人生畏。河床的水位迅速涨高，疯狂地涌向桥孔，剧烈的轰呜使老街的结构，显得松动。桥消失了，老街也消失了。树梢在浪中摆动，黄家坡和老人坂成为水平，渡船如引了线的梭子在两点之间来去。水，将平原变为水乡，水将我们抬举到一个新的高度，水使生在平原的我早早地认识了水。它很善良，但也残酷。它很温柔，但也伪善。
老得无法再老的渔翁比我们更高兴。但无论多老，都有足够的精神对付眼前的波浪。你看，他瘦小的身材象猿猴般灵敏，胳膊抡圆了，腰臀一衄挫，大网罩向水面。一网接着一网。传说钱家最后一个少爷，从自家的桥头落水。钱家出洋百块，让他打捞。小渔翁抖擞精神，连撒百十网。网中只是活的渔虾生的水草。
老街，世代忍受着水的蹂躏。离老街两里地的一块叫着老人坂的高地渐渐在老街人的眼中浮现。我不明白老街人为何不就近迁向黄家山。大约是习惯了平原生活的人们不太爱山。也或许忠实而本分的老街人知道黄家山毕竟姓黄。
这一块平静的土地，没有政治，没有战争，没有伟人。这里的人们，男耕女织，安贫乐道。
自从它有了一条土公路，并以钱桥命名出现在安徽省的交通图上。钱桥人白手起家，走遍了天下。
三、土 公 路
土公路自远方而来，又向远方而去。
似乎从童年开始，我的人生就有了方向。土公路上来去的车辆，不绝的尘埃，总是让我浮想联翩。
自从有了这条土公路，老家人才见到真实的汽车。如果有事，得起半夜去车站排队卖票，等那一日一趟的去八十里开外的县城的班车。尽管只要七毛钱车票，不是迫不得已，老家人也很少去坐。老家人相信脚力，更相信自己。日子很紧，老家人的步子也很紧。父亲说二十年前挑过鸡蛋去过安庆，安庆更在县城往南，又八十里。
老家人信奉天下的锅都仰着烧。老家人很少出远门，宁愿守住那一亩三分田，敬爹娘，相妻子。养鸡喂猪、织布纺纱。守本分而安岁月，凭天理而度春秋。
土公路不容置否地插入田野劈开村庄飞过水面，飞向遥远。与乡下相比，生在街上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但自从见到更大更热闹的集镇或县城，我就不再这样认为。沿土公路往南，有古老的其林镇，三六九逢集。往北有邻县的罗河镇，二四六逢集。路程大约都是十几华里，我随大人们去过，眼花缭乱地回来，总把他乡作故乡。
土公路，是石子、黄沙、泥土的混合物。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巴糊汤。
尽管它是一条让人叫苦不迭甚至厌恶的路，但它真实可信地将小镇人带向了远方。还有我的一颗渴望远去的幼稚的童心。
常常沿着这条路，漫无目的地向前——过黄家坡，过十字路，一次比一次远。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吸引了我，只是隐约地感觉到前方的自由与美好。
渐渐的我知道，走完了土公路，还有柏油路，还有水泥路，还有更宽更长的高速路。路，永无止境。当然最重要的是今天，站在中年的日子里，我终于明白：世间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远的路。
因为黄家坡的高不可攀，因为钱家桥的年久失修。平坦而宽阔的平安大道潇洒而迅速地向前。毫不留情地撇开了那条承载太多故事太沉的土公路，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撇开了我的所有追忆与怀念……
四、上坡的生命
挨了打或者受了委曲，我就去黄家山坡。站到坡上朝祖母家望望，心中就好受了。但我不去祖母家，因为祖母并不喜欢这样的孩子。
老枫树站在坡顶，沉静，睿智。没有人知道老枫树的岁数，甚至我祖母。
老枫树上挂了很多彩幡，在风中扑腾着一些有求必应的汉字。我憨厚而无奈的乡亲，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广种薄收，入不敷出。他们与好运相去甚远。黄家坡上，老枫树下，有一种叫着“观音土”的猫屎泥，在荒年进入过许多饥饿的胃肠。
搬运队的拉车人总是结伴而行，平板车依次停在黄家坡下百米开外，再几个人一齐喊着号子一鼓作气推一辆车，草鞋腾起了尘埃，车轮拉动了地面，还有那嘿嗬嘿嗬的号子，震憾着故乡的灵魂。载重的平板车以超常的速度冲上坡顶。一行人甩手归来，号声再一次响起。
汽车很是不同，老远的呼啸而来，风驰电擎地上到半腰，再依次换低速档，在坡顶，马达的轰鸣令人生怕，黄家坡在浓黑的烟雾和弥漫的灰尘中颤栗。当然也有载重车辆在中途熄火，只得请来镇上的搬运队卸了货再上坡。搬运队的老黄总是在送走一辆车之后继续用十字镐在接近坡顶的地方狠挖一阵。尽管不太清楚他的用意，幼小的心灵对善美的家乡也多出了一份戒备。
我读到初中时，几乎每天清晨都要跑步去黄家山坡，迎着坡顶上的晨曦，在心中数着数，一遍又一遍地跑上跑下。
红日东升，百鸟歌唱。清风若诗，山林如画，那时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留住眼前的美景。我就画，用铅笔和香烟纸，后来用水彩或水粉。再后来，我知道世间有照相机，又知道自己是个红绿难辩的色弱，便不再画。当然摄影是自然美，绘画是创造美。而博大精深的中国画却无需颜色。可惜那时我并不知晓。
每次从祖母家摘了桃子回来，我习惯爬上枫树，骑上它宽大的枝丫，一边吃桃子，一边俯瞰拉车上坡的人，心生甜蜜。却不曾想到，生命的艰辛其实离我并不遥远。
五、行走的家园
青春年少，我们总是把头昂得很高。我们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从故乡连根拔起。
历经了远游和漂泊，故乡那翻江倒海的记忆啊，又清新而深刻地充斥着我的心际。快乐，幸福，痛苦，酸涩以及我深深的遗憾和刻骨的仇恨。
祖父我不曾见过，他去世很早，只有五十几岁。从画像上看，眉清目秀，忠厚善良。父亲很少与我说起祖父，从大人的谈话中知道祖父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的过早去世，毕竟将许多后事遗给了祖母。父亲生平最为得意的事是在十八岁那年，祖父挨了税官的一个耳光。身为国民革命军的父亲冲进税馆，退下武装带，打得三名税官抱头鼠窜。47年，国民党大势已去，纷纷逃往台湾。身居要职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我舅爹要将父亲带走。而祖母说父亲的勇武可以照应家里，硬让舅爹带走性格内向擅于笔墨的我大伯。知儿莫过母。事实证明，祖母的选择极其正确。我大伯在后来的台湾官居考试院院长。父亲在家乡也极尽其能地照应了所有。
父亲在操场上用木棍练了几天刺杀，团长的一句“全团入党”使父亲成了有名在册的国民党员。在接下来的人生吃尽了苦头。现实中的父亲比祖父更为胆小。终身教导我们：忍。让。退。守。
原以为祖母是个老得再无用处的人，他的活着对于家族只是某种荣誉和象征。然而，八十多岁的祖母竟是一部活的史书，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大的人和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记得一清二楚，甚至将我们刚学的《木兰诗》、《出师表》背得一字不差。在两岸尚未通函之际，祖母用毛笔小楷给他的大儿子写信。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大儿子最后一面，信是让一位绕道而回的台胞带去的。也不知是否收到，始终未见回音。祖母最后的日子，常常站在高高的黄家山坡，遥望远方。她是看天，还是看路，或者索性闭了眼呢。从远处看，岭上的祖母更象一株幼小的枫树……
祖母享年八十又八，无疾而终。我父亲，我三叔，小姑、小叔都极尽了孝心。
祖母睡在高高的黄家山坡。祖母的身边山花灿烂。
父亲也如生前所愿在他母亲的身边安息。
那里还有许多我所熟识的人们，他们或善良或歹毒，或该死或不该死，却都化成故园的泥土。
他们活得象草。年年清明，都很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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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6 22:20:57
发表于 2008-3-6 22:3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