枞阳钱氏家族钱如京、钱澄之与桐城派渊源关系之浅见 钱奕珠

钱奕珠（桑榆）

枞阳钱氏家族钱如京、钱澄之与桐城派渊源关系之浅见

原创 钱奕珠 铜陵历史文化 2026年1月14日 17:10 安徽

导语：

    桐城派为清代文坛影响最深远的散文流派，以“义法”为核心，秉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创作准则。其文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植根于旧时桐城及周边地域数百年的文学积淀与家学传承。明清时期桐城、枞阳两

地实为一县。明代重臣钱如京与明末清初文学家钱澄之，同出枞阳钱氏一脉。前者以雅正、致用文风为桐城地域文学筑基，后者以先导之功启桐城派文脉之端。二者的家族传承与文学实践，可谓是桐城派的萌蘖和榫接。厘清二人的文学关联，实则为桐城派溯源寻根，还原地域文学流派形成的深层逻辑。

一、桐城派溯源：地域积淀与家学传承的双重基石

   钱如京（1478-1544），字公溥，号桐溪，安徽枞阳人。弘治十五年 (1502年)进士，历仕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官至南京户部尚书、北刑部尚书。宦海三十余载，政绩卓著，清正廉明。其父钱应祥雅好吟咏，常以诗篇勖勉其勤学进取、谨守节操。这份家学启蒙，为钱如京的文学理念奠定早期根基。他虽以政事显名，于文学一道却颇有建树，著有《桐谿存稿》《钟庆堂集》传世。辞官归里后，他“款曲亲旧，觞咏自娱”，于桐溪塥畔的山水间赓续文事，亦留下“桐谿書院”的历史印记。

   明代文坛复古与革新思潮交织，钱如京的文风既未盲从“前后七子”的复古模拟之风，亦无晚明小品文的细腻通俗与独特志趣，而是秉持“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创作理念。其文章多为奏疏、碑铭、序跋之作，语言简洁典雅，逻辑严谨清晰，兼具思想深度与实用价值。任保定巡抚时，见北方大旱、饥民遍野，他即刻上奏《安民救灾事宜疏》，力陈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他援笔疾书，惶悚以请：“臣谬陈管见，仰渎宸聪，伏望圣明轸念畿辅重地，首宜安辑，敕赐允行，以救倒悬之厄，用消意外之虞。畿辅安则京师安，天下安，实宗社亿万年无疆之休也。臣等不胜激切俟命之至。”足见其垂垂之心、赤诚之本。

   再如《访用贤臣以图治安疏》《旌举贤能官员以备擢用疏》等名篇，在《访用贤臣以图治安疏》中他写道：“臣闻：‘古昔贤王之御宇下，必资人才以图治理，明良庆际，方策照然。夫惟我皇上睿圣文武，天德夙成，精一克复，心学纯懋。临御以来，恢弘事功，畴咨延揽，登崇俊彦，大僚庶品，罔非正人，而犹望道如未见，用人如不及。累颁明诏，令中外荐进人才，图治之心，何其如是之盛也！’臣等奉承德意，踊跃欢忻。顾交识未广，素昧知人，虽徒勤心虑，而未见全得。谨将耳目之所悉，公论之所与者，具其历履姓名，上尘睿览。”字里行间尽显忠君爱国、荐贤举能之诚。这种重义理、尚质实的文风，在明代桐城地域文学中独树一帜，为后世枞阳文人树立创作典范。

   无独有偶，其五世孙钱澄之在南明隆武朝任庶吉士时，连上二疏，尤以《拟上行在书》《初至端州第一疏》最为精彩。前疏是他入闽不久奏呈隆武帝的奏疏，文中尤其透彻分析敌我态势、各地义军动向及利害关系，剖析行在所权臣郑氏的心性长短，阐明衡、赣、湘的战略位置与军事意义，提出“出闽、巡楚、跸赣、协和鲁国、团结郑氏”的立国方略。其分析中肯且颇具预见性，譬如数月后南昌金声桓果然反正，恰如其言。惜乎行朝未能采纳其建言，既未及时“跸赣”，又与鲁国失和，对郑氏羁縻失策，终致唇亡齿寒、变生肘腋，政权迅速败亡。再譬如，钱澄之的《南渡论》《闽论》《粤论》三篇政论，笔力矫健，“苍苍莽莽，浩浩洋洋，气势魄力直匹《过秦论》”。

   此外，钱如京对家族文脉的传承亦功不可没。他为官之余，重视家族教育，倡导“耕读传家”的家风，要求子弟潜心经学、兼修文章。在其影响下，枞阳钱氏逐渐跻身当地望族，学风蔚然，人才辈出。这种经学与文章并重的家学传统，如一条无形的纽带，跨越五世光阴，传递至钱澄之手中，而钱澄之则将这种家学家风进一步弘扬光大。钱如京卒后获赠太子少保，谕赐祭葬，祀入“乡贤”。其人格风范与文学理念，通过家族祭祀、乡贤教化等方式，持续影响着钱氏后人的价值取向与治学路径。

   钱澄之（1612-1693），系钱如京五世孙，其先祖可上溯至吴越钱鏐。其父钱尔卓，于易学研究造诣深厚，穷搜经传、覃思奥义，尝以“穷理尽性，通变致用”为治学圭臬。课子之余，他常以卦象爻辞阐发处世之道，教其明辨义利、坚守本心。深受其父影响，钱澄之自幼濡染易学精微，不仅承继了父亲“以经解世”的治学路径，更将这份经学涵养与自钱如京一脉而下的“文以载道”家风相融，遂升华为“通经致用，文质彬彬”的远大志向。作为明末清初的文坛健将，钱澄之亲历王朝更迭的乱世，早年辗转闽粤，投身反清复明运动，期间，不仅妻女殉难于战乱之中，自己也九死一生，甚至削发为僧。入清后即归隐田园，潜心著述，由此留下《田间文集》《田间诗集》《田间易学》等诸多著作。

二、五世文脉赓续：钱澄之对家学的承继与开拓

   从家学传承的脉络来看，钱澄之的文学基因深植于钱如京奠定的家族文风之中。钱如京位高权重，却常心系家乡宗族之事。彼时族中有人倚仗其权势横行乡里，他闻之深以为忧，多次致信族老，嘱其严令约束族人、整肃家风。后听闻从侄双松（堂弟钱如岳长子）在钱麦园庄行善积德，平日扶危济困、睦邻友善，深受乡邻敬重，他大为感慨，喟叹贤愚之别天壤云泥，遂修书一封赠予双松：“贤侄德行高洁，实乃宗族楷模，吾愧无厚礼相赠。山下有一旧井栏，据传为宋代陈九万遗物，今特赠予，以彰贤侄之德。”后来钱澄之于顺治辛丑年作《述井德》诗，详述古井与井栏的来历，告诫子孙“饮水思源”。诗云：“有石者井，于宅之东。朝斯夕斯，以养不穷。门百其口，惟井是供。谁其贻之，曰司寇公。于惟司寇，家声有赫。同支实繁，竞趋其热。矫矫先祖，如泉斯冽。贻兹井栏，以况贞洁……”可见，钱如京“经世致用、文以载道”“清廉为本、以民为先”的理念，在钱澄之的诗中得以彰显与弘扬。嘉靖年间钱如京听闻家乡大旱，作《久旱诗》：“方遂归休日，翻经旱魃年。晨昏长叹息，黎庶重颠连。但见青苗槁，那堪供税钱。江湖忧更远，扼腕控皇天”，字里行间满是对百姓的悲悯之情。

   无独有偶，面对天灾，钱澄之则以《大水叹》呼应先祖：“白头老翁休叹息，秋来官粮逋不得。回家早计卖妻儿，如今九年之水尧不知”，将荒年百姓的绝境刻画得淋漓尽致。二人诗作虽相隔百年，却形成跨越时空的民本情怀共鸣。

   进而追索，钱澄之并未拘泥于家学的桎梏，而是博采众长，融合时代学风，将家学传统推向新的高度。明末复社、泽社等文人社团活跃，钱澄之积极参与其中，与方以智、陈子龙等名士交游论学，纵论时事，尤以《移家白门纪事》五言长诗震动文坛，其悲怆笔调与现实关怀赢得时人共鸣。入清之后，他归隐田间，潜心经学研究，以经学涵养文道，提出“文以经为质，经以文为用”的主张。这种将经学与文章融为一体的治学理念，深深契入后来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合一的核心思想之中。

   从文风演变的角度审视，钱如京的雅正文风为钱澄之的创作提供重要范式，而钱澄之则在继承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为桐城派文风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钱如京的文章以“雅正”为基调，语言庄重典雅，不事雕琢，这种风格在钱澄之的古文创作中得到延续——其散文无论叙事议论，皆语言质朴自然，表意精准明晰，毫无矫揉造作之感。更为重要的是，钱澄之在文章章法结构上更为讲究，注重起承转合与逻辑脉络。这种对文章形式与内容统一性的追求，直指桐城派“义法”理论中的“言有物”“言有序”之核心要义。

   桐城派奠基人方苞（号望溪）少时随父应试路过枞阳，钱澄之凌晨主动探望，直言“闻二子皆吾辈人，欲一观所祈向，恐交臂而失之耳”。此后二人“连夕晤语”。马其昶《桐城耆旧传》明确记载：“望溪少时承其绪论，后遂蔚为儒宗” 可以说，钱澄之上承钱如京的家学文风，下启方苞等桐城派大家的创作理念，成为连接明代地域文学与清代桐城派的关键桥梁。

   桐城派并非单纯的文学流派，其背后蕴含深厚的经学底蕴。而钱如京与钱澄之的经学传统，亦为桐城派的学术根基注入重要养分。譬如，钱如京处理两广土司械斗时，秉承“夷性不常，徒驱良民于锋镝，彼朝服暮叛，可胜诛乎”的主张，使得这场械斗得以化解，这恰恰体现了仁政理念。又如，钱澄之所著的《田间易学》《田间诗学》等经学经典在当时学术界具有重要地位。这种以经学为根基的文学传统，被桐城派完整继承。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代表人物皆以经学见长，主张文章阐发儒家义理。正是这种经学与文章的深度融合，使得桐城派在清代文坛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 枞阳根脉：桐城文派的精神内核与济世之道

   桐城文派之魂，从来不在翰墨辞章之巧，而在仕则清正为民、隐则风骨立世的精神坚守。它绝非束之高阁的书斋学问，更不是寻章摘句的文字游戏，而是扎根于民生疾苦的人文关怀，是熔铸于骨血之中的家国担当。从钱如京居官守廉、治政以仁，抚民恤困、所至有循吏声，以文牍载民瘼、以奏章纾民困的仕宦担当；到钱尔卓研易穷理、躬耕授徒，摒绝空谈、唯重践履，以经义育子弟、以德行化乡邻的布衣坚守；再到钱澄之守节不移、颠沛著述，流离之际仍笔耕不辍，撰皇皇巨著以存一代史事。枞阳钱氏三代先贤，以史笔存正道、以文章系民心，以“文”为舟楫，以“道”为灯塔，将桐城派“义法”的根基深植于枞阳的沃土，让文章的血脉与黎民的呼吸同频共振。而后方苞标举“义法”、阐发经世之旨，姚鼐融汇义理、考据、辞章，承其绪、拓其疆，终成“文扬天下”的煌煌气象。这气象，是仕者的清风两袖、为民请命，是隐者的傲骨嶙峋、守道不阿，是经世致用的初心如磐，是薪火相传的信念不灭。它打破了纯学术研究的锢圈，让桐城之文走出书斋、照进现实；它超越了翰墨辞章的桎梏，让文章的价值归于“立人”“济世”的本源。纵历千载风霜，这份精神依旧昭如日月，照亮后世文人的立身治学之路，更昭示着：唯有心系苍生、肩担道义，文章方能有魂，文脉方能永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