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桐城女性文学蠡探 黄笑 何易展

钱奕珠（桑榆）

口述史视野下的明末清初

桐城女性文学蠡探

——以钱澄之、方子耀佚文二篇为中心的考察

黄 笑   何 易 展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摘 要：今存钱澄之《前恭人方太君哀词》与方子耀《方恭人命二子说》佚文2篇，不但正可比较口述文学中的性别视野差异，又可深窥这一特殊的女性视角的“家训”题材与传统诗教中的“求女”及《关雎》中之“母教”或“后妃之德”的关系与渊源。钱氏与方氏佚文2则亦可窥蠡明末清初安徽桐城家族姻娅及文学之萌蘖，且方氏自传文献具有口述文学性质，对于明末清初遗民史实及桐城女性文学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方子耀（1613—1684），明末清初安徽桐城人，方孔炤之女，方以智胞妹。少幼孤苦，为姑母方维仪代为养育。年17适孙临，孙临罹难后为其终身守节，后抚育2子中礎、中岳成家立业，振兴家族门楣。钱澄之（1612—1693），初名秉镫，字饮光，安徽桐城人，明末清初遗民，与孙临情同手足，堪称金石之交。

《钱澄之全集》点校本黄山书社于 2014 年再版，共7册。全集裒辑博采，订讹求是，博赡细密，校勘精良，但由于种种原因，仍不免沧海遗珠。检阅上海图书馆所藏《重修苍基孙氏家谱》得钱氏哀词1篇。哀词题名为《前恭人方太君哀词》，即钱澄之为挚友孙临之妻方子耀所书，然此篇未收入《钱澄之全集》。全集中仅有《田间文集》现存 6 篇哀词，且书写对象均为男性，此篇文献是其少见的写给女性的哀词，相类似的指涉对象仅有《方氏姊墓志铭》1篇（钱澄之写给其三姊钱还）。至于家谱中另一佚文，方子耀自传式口述文献《方恭人命二子说》（或名《训子说》《寒香阁训子说》），《历代皖籍女性著作叙录》《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皆题著其篇名而称未见其文。今考2篇，或可一窥明末清初桐城女性生活状态、女性文学萌蘖及钱、方、孙氏家族姻娅的关系。

一、“前恭人”与“孙恭人”辨

现存方子耀相关文献甚少，而其作为明末清初桐城方氏女性的重要代表，却由于文献的稀少而被研究者所忽视。《重修苍基孙氏家谱》（以下简称《家谱》）中载钱澄之《前恭人方太君哀词》（以下简称《哀词》）即是对方氏研究弥足珍贵的文献。然在《孙节愍公家传》（以下简称《家传》）中却题作钱澄之《孙恭人方太君哀词》。此2篇正文基本相同，然何以题名称谓不同呢？为弄清文本原题及本义，兹录《家谱》中钱氏《哀词》部分如下：

《前恭人方太君哀词》有序（见图1）

太君方氏，故中丞仁植公之长女。吾友死难监军孙武公之贞配也。以今年秋九月病殁。距武公之殁三十九年矣。临殁属（嘱）其子：“若孙即祭我，必乞田间一言。他虽有文，吾不受也。”

……属纩之际，乃诫子孙，欲予有言，诚以其事，皆予所亲知灼见，其言信而有征也。予老矣，即此时而不为之言，后世谁得其详者？

……哀哉！曾子固谓墓铭埋之墓中而哀词刻之冢上，词以代铭，庶几少抒其三十九年抑郁不言之苦衷，而亦足以慰其子，若孙之孝思乎？其词曰：

繄恭人之令德兮，本幽闲其天性。益敦诗而悦礼兮，禀谢庭之懿训。朝纫兰而夕清芬兮，心塞渊而身淑慎。既于归而宜家兮，事夫子以宾敬。唯夫子之旷达兮，内独守其贞静。处闺阁如无人兮，恣狎游而不问。於时日月舒长，家门鼎盛，唯士与女争工吟咏……

……我与武公垂髫结友，情久弥坚。既游处之屡共，得患难之相连。君业骑箕尾而归天，我犹为牛马而困人间。永嘉丧乱，忽如去年。同游尽矣，余我孑焉。回思曩兮，百感交煎。恭人辞世，益倍凄然。呜呼！吾於吾妻殁后，阽危万状，无以慰亡者於地下。岂如恭人忍死，荼苦备尝，足以告无愧於所天。将摅诃以写恸，甫授笔而流涟。唯往事之具述，或人微而言传。倘九原之有知，庶破泣於斯篇[1]1-2 。

                                          

                                             图1 家谱本《前恭人方太君哀词》

根据题下作者姓名，应是钱澄之所作文辞。但何以肯定是钱氏所作呢？

首先，从文本内容叙述及逻辑来看，其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此篇交待了钱氏作哀词的缘由，即事出有因。其谓“临殁属（嘱）其子：‘若孙即祭我，必乞田间一言。他虽有文，吾不受也。’”何以方氏非求钱氏一言呢？钱氏谓欲予有言，诚以其事，皆予所亲知灼见，其言信而有征也。可见钱氏文风写实，以现实事件为客观依据。

其二，从全篇叙述来看，钱氏受此请命亦有其特殊原因，亦即事出有据：

钱澄之比较熟悉方太君的遭遇，其谓：“其事里中人或未能尽知之也，而太君泯默不言者三十九年。予老矣，即此时而不为之言，后世谁得其详者。”

钱澄之与孙临（武公）乃挚友，其亦作《孙武公传》，又钱氏《藏山阁集》载《赠孙克咸》《得孙克咸死难信》等，其诗云：“何意天涯身，与子复同难。念我掌中娇，对面相糜烂。咫尺不得救，空使肝肠断。……我寻闽峤烟，子矫越水翰。”[2]101 “吴江同难 后 ，闽 越 各 天 奔 。 巢 卵 悲 予 破 ，掌 珠 羡 予存。”[2]143可见两人情谊的深厚，至亲、挚友继殁，唯有钱澄之孑然一身，落寞、无奈、心伤无不融入其诗歌中。而哀词亦谓“我与武公垂髫结友，情久弥坚。既游处之屡共，得患难之相连。”

恐借此哀词既悼方恭人，亦为追怀震泽水难亡妻之纪念。文本虽名为《前恭人方太君哀词》，而实乃悼3人，故三线交叠：一是悼念方恭人的逝世，叙述其忍死而生的苦衷和艰辛；二是痛挚友孙临一腔报国热情，却英年早逝，阴阳两隔的哀叹；三是因“同游尽矣，余我孑焉”“恭人辞世，益倍凄然”，故在孤寂落寞中自然而然更加思念震泽水难中逝去的妻女，而在哀词中则自然表现出“又叹太君福命之隆，垂死不死，而吾妻之无禄也”。末则伤惋“呜呼！吾於吾妻殁后，阽危万状，无以慰亡者於地下。岂如恭人忍死，荼苦备尝，足以告无愧於所天”。其明显充满了生死两异的感伤，其伤悼之情溢于言表。

钱澄之家族与孙氏及方氏有着特殊的姻亲关系。钱澄之三姊钱还曾嫁方伯颖，虽未考《方氏族谱》，然据钱氏《方氏姊墓志铭》“既归方氏，有需毕给，所居相去二十里”[2]446。且钱澄之妻亦为方氏宗人，其溺于震泽水难，殁前曾作绝句1首：“女子生身薄命多，随夫飘荡又如何？移舟到处惊兵火，死作吴江一段波。”[3] 被钱氏收入《方安人震泽死难状》一文。可见此方氏犹为桐城方氏一族。

其三，从行文风格等角度考察，此《哀词》与田间文集》所收其他哀词行文风格颇似。现存钱澄之哀词6篇，分别为《祭杨忠烈公文》《哭仲驭墓文》《哭徐复庵文》《枞阳合祭方中丞贞述公文》《哭杨嘉树文》《武塘慈云寺中元荐亡儿》。一方面，哭祭对象与钱氏所处时代相近且关系较为密切。这些人物所处时代皆在明末清初，哀词多呈现出易代之际的哀恸切痛，情辞恳切。钱澄之与“杨忠烈公”即“东林六君子”之一的杨涟，以及钱仲驭、徐孚远、杨森均为至交好友，“亡儿”则是其被盗贼所杀之子钱法祖，而方孔炤为钱澄之老师，自然方氏的长女方子耀与其必相熟知。另一方面，此文与其余几篇哀祭文同为反映南明史事居多，表现出一贯的“诗史”文风特征。如《哭徐复庵文》中提及震泽同难者5人“仲驭沉渊以外，克咸磔死于霞关，头颅莫辨；鉴在绝命于西粤，骸骨未返”[2]484。唯有徐孚远安然病死，却徒留钱澄之 1 人在人间，均与南明史料相对应，也与此哀词中“同游尽矣，余我孑焉”相应。特别是钱澄之擅于赋体文辞，曾作《庄屈合诂》，其自谓“以《庄》继《易》，以《屈》继《诗》，从而诂之，于二经之宗旨，庶益足以转相发挥。”[4] 清人对其诗文成就评价极高，韩菼评价云：“诗歌古文满天下。”[5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盖澄之丁明末造，发愤著书，以《离骚》寓其幽忧，而以《庄子》寓其解脱，不欲明言，托于翼经耳。”[6]又善于史典。这些特征在其诸篇哀祭文中都有明显表现。

其次，从题名来看，“前恭人”亦内涵关捩，其中亦证明此篇为钱澄之所作无疑。

从《家谱》和《家传》中关于“方太君”的称呼来看，大致有“孙恭人”或“方恭人”之称，唯有《家谱》本录钱澄之《哀词》篇题作“前恭人”。考《家谱》及《家传》本所录关于方太君的传、序等，孙氏族人多称作“方恭人”或“方太恭人”，而方氏族人多称作“孙恭人”。此外，第三者叙述亦应作“孙恭人”为允，因此《桐城耆旧传》题作《孙恭人传第六》。正因为这种叙述视角对称谓的基本规范，因此《家传》本录钱澄之作《哀词》，题作《孙恭人方太君哀词》似乎亦无不妥。然显然《家传》本这种题名是极少见的，以一人而主二氏相归，较少有此书例。而“配氏”在家传中往往书作“某氏内传”。由此可见《家传》本篇题为后世不明义例者或因其他原因所改。

最后，如果从上述所说方氏族人应称方子耀为“孙恭人”，然民国《家传》本收方维仪《赠方恭人从征历难序》，何以题作“方恭人”呢？考《家谱》本其题作《从征历难叙》，无“赠方恭人”语。然无论是从方氏家族还是第三者的叙述视角，似都应呼作“孙恭人”为妥。这说明可能原题本无“赠方恭人”语，也可能为后来的编撰者所误加。而孙荫、孙培等都应参与了民国十二年（1923）《家谱》及民国二年（1913）《家传》的编修，但显然二本应各有源流，后者当是据道光、咸丰年间刊《家传》本残本，正如《家传》跋语中孙荫、孙培所说，因历太平天国之乱，道、咸间所刊《家传》本闾里罕存，故民国重镌《家传》编纂篇目及次第等恐非道、咸间旧貌，而编纂者补定题名恐又未明其本义，故方有此“前恭人”与“孙恭人”之别。故而与传流的《家谱》本所录题名不同。

当然，从“前恭人”到“孙恭人”的题名变化，确实在一方面揭示了方氏、孙氏及钱氏之间的姻娅关系，然《哀词》从其题名却深刻反映了钱氏的遗民情结。所谓“前”自是指明朝，故“恭人”非一般意义上的谦恭之人，也非一般意义上的对官员妻子的尊称，其应是孙临捐躯献国后，南明朝当赐方氏命妇的封号，故以“前恭人”呼之①。今虽在《明史》中未见对孙临夫妇赐命之文，但《家谱》中“配方氏”条即称“湖广巡抚讳孔炤女，诰封恭人”[7] 。那么说明钱氏创作《哀词》时，方子耀确实已诰命 “恭人”。方子耀卒于（1684），则钱澄之《哀词》当作于 1684 年或稍后，早于钱澄之卒年1693年。然据《家谱》载孙起端《心筠公跋》，其谓：“先节愍公殉节事，附载《明史》及《钦定录》中。乾隆四十一年得谥‘节愍’，入祀，昭忠诚，足名垂千古矣。”[8] 乾隆四十一年为 1776 年。《明史》所载孙临事较略[9] ，《钦定录》应指《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该书卷七载孙临事亦略[10] 。显然并非以孙临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得谥“节愍”而为其夫人方氏始封恭人，则钱澄之所谓“前恭人”自是指前朝（明朝）所封恭人。此尤可见民国本《家传》将钱澄之《前恭人方太君哀词》题作《孙恭人方太君哀词》实有未审。

从上述几条来看，此哀词为钱澄之所作是基本可信的。此篇哀词《田间文集》没有著录的原因可能有三点：其一，文集有选文性质，并不一定囊括毕尽。其二，《田间文集》刊印依据的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斟雉堂藏板，此时钱澄之仍在世，可能尚未有编全集。其三，此文本归“赠言”卷，可能钱氏写完即付于孙氏族人，忘辑或未曾留置底稿。当然，钱澄之与孙临之友谊及与方氏家族的关系，在前面已有略述，其参之《明史》及钱澄之《孙武公传》等亦可知之。

二、哀词与训子说的互文性叙述

如果说钱澄之《哀词》是哀悼方子耀的“他述”视角，那么还有一篇文献则是方子耀的“自述”，即《方恭人命二子说》。2篇佚文不但展现了“他述”与“自述”的互补和互证性，也弥合了性别视野下对明末史及家族史的叙述。方氏对其二子中礎、中岳①口述了其年幼丧母、丈夫身死、战乱返桐、操持

家业等不同人生阶段，早年颠沛流离，幸晚年安稳，并述史事以铭记丈夫殉国之烈，其事详情委，足见女性之情思细切。因原文过长，兹录部分如下：

                                          

                                           图2  家谱本《方恭人命二子说》  

《方恭人命二子说》（见图2 ）

嗟乎！我生不辰，夙遭闵凶，茕茕一未亡人。明年且五十矣，予老之将至，其行事始终有儿稚幼所不及见不及知。……吾母吴太夫人以明万历辛亥生汝长舅，越二年癸丑而吾以生。生五岁命从师习礼仪，读《内则》《列女》诸篇。……乙亥流寇围桐，汝父独挈家渡江，侨居白门，与复社、永社诸君友善。所交日众，每终岁不归。家事悉委於予。……

居未久又徙龙泉，汝父与杨公日训练士卒，自矢保此东南一隅。无何大地瓦裂，一木不支。因与杨公入卫仙霞关，趋行在道。而清兵已先入关，两军突遇，再战，而杨公兵败，退至浦城，为追骑所获。前军侦骑以报汝父，即与吾决曰：“事势至此，吾岂可以苟全！吾生平所读何书？为国死忠，固其所也。且义亦不忍背吾友，吾直往死，有亲善养，有子可教。知汝性烈，姑勿死。”拔金簪示予曰：“持此报老亲，儿得死所矣，勿复念予！”遂上马驰去不复顾。……

岁丁亥正月予辞行，途中辛苦饥渴，又复伤悼不自禁。疾病时侵，几死舟中。不能起者两越月矣。……呜呼！痛哉！汝父真死於国事哉！呼天莫及，抢地无从，予誓死以从地下而白首，老姑垂泪劝慰。痛念汝父为国捐躯，仰事俯育之命，予铭於心，终不敢忘也。…… 今汝二人幸不致衰薄，渐成门户，两媳亦率予教，崇俭安贫，居家和睦。是冬，礎儿又生子，予伤太淑人不及见也，名之曰念曾。三孙三孙女足慰目前。予老矣，倦於勤矣，从此优游自适以终天年，庶几报汝父之命於泉下，而不愧也。汝王母太淑人永诀之日遗训曰：“后之子孙，敦本、积德、立品、读书。”噫！前人世守一编，汝二人欲慰汝父於九泉，即此四训世世奉之，毋失足矣。功名富贵各有分定，非予之所勗望也。汝二人敬守勉之。时顺治辛丑十一月旬有五日，寒香阁未亡人自述，命儿中礎书藏之书，泽堂中[11]1-4 。

对读2篇，其中有几点可以得到互文性印证：

其一，关于方子耀的生平遭遇，虽在钱氏《哀词》中已有说明，然与《方恭人命二子说》对读，则其更为详悉委曲。而且通过这些典型重大事件的叙述，又充分表现出方子耀性格刚烈而又深明大义的女性形象。这种刚烈不仅表现在震泽之难的赴水求死，也表现在与其夫孙临诀别的痛苦选择中。如钱澄之《孙武公传》云：“君知不免，与妻方氏孺人诀曰：‘吾同杨君举事，义不令杨君独死。汝自为计觅路，归报太夫人可耳。’”[2]410这在方氏《方恭人命二子说》中自述更详，其云：“汝父即与吾决曰：‘事势至此，吾岂可以苟全。吾生平所读何书？为国死忠固其所也，且义亦不忍背吾友，吾直往死。有亲善养，有子可教。知汝性烈，姑勿死。’ 拔金簪示予曰：‘持此报老亲，儿得死所矣。勿复念予。’”[11]2 其不仅仅表现出叙述详略不同，而且明显展现出一种亲历自述式与他者转述式的差异。从文学抒情性来看，其感人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钱氏称方子耀有“三十九年抑郁不言之苦衷”，对读二文显然是指赴死不能，忍万难而成夫之遗志事。故钱氏《哀词》云：“噫！苦矣！计太君所遭之危迫，扳陟之艰难，死丧之惨痛。何难於一死，死即外人谁知武公死事之始末。与其死所而遗骸，何由得归葬哉？且幼子被掠，长子从姑越东之消息中断。武公之后事茫然，将何以瞑死者於地下也。”[1]1 此则表明方氏深明大义，知其赴死不能。这种理性的选择实际上从方子耀一开始接受的教育及从夫之后的种种行为，就已经寓示了这种选择的必然。如方维仪《赠方恭人从征历难序》

载孙临郁郁不得志时，“姪如平昔慰解而无怨色”。又称其治家整肃，助夫振义。其云：“家破人亡，一子失焉。危难之际，剑戟之中，女涕泣而以忠义勉婿，岂不伟然一丈夫哉！”[12]10又云：“忆姪甲申以来十有一年，所受崎岖险阻，言之流泪。姪能代夫为子以事其亲，代夫教子以成学，又能兴其家、守其业、尽其孝慈，非真古贤且孝之女子，孰能如此哉！”[12]11这些叙述可以说都直接地展现了方子耀刚强的性格，但显然这种刻画并不深刻，有些概念式说教。相比于方子耀自述，其似并未呈现其如何刚烈，而是将其在面临各种变故时的痛苦一一的诉出来，这不但可信，亦更为感人。其痛苦根源于求死与完成夫命遗志的两难选择中，而正是这

种理性选择带来的痛苦又深刻反映了其性格内在的刚烈。

在这一他述与自述的过程中，方子耀的形象自然更为完善。当然对这一过程叙述，《方恭人命二子说》要详细得多，其备述经历，颇有年谱及记史的性质，而委曲周备，又不失叙事的文学特色。

其二，关于《方恭人命二子说》与《哀词》的作年互证。

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中提到：“方子耀……著有《寒香阁训子说》未见。”[13] 张秀玉认为“方子耀有《寒香阁训子说》失传。”[14] 邱瑰华等《历代皖籍女性著作叙录》录方中履《姑母孙恭人传》，但言《训子说》“未见”[15] 。结合钱氏《哀词》“临殁嘱其子”来看，方氏确应有《寒香阁训子说》。《方恭人命二子说》文末明确著录为“时顺治辛丑（1661）十一月旬有五日寒香阁未亡人自述”[11]4 ，故推测其当为所谓“失传”已久的《寒香阁训子说》①。

                                                

                                           图3 家传本《命二子说》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中记载了其当时所见《桐城耆旧传》著录的《寒香阁训子说》之版本：“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六世孙颖昌刊本，后有方中履传。此训作於康熙六十年（1721）辛丑十一月十日。”[16]222可见《寒香阁训子说》清末仍有流传，但是将此训断作于康熙六十年（1721）恐有误，方子耀作为明末清初人物，不太可能训于康熙朝。在《家谱》和《家传》中分别收有《方恭人命二子说》和《命二子说》② （见图3），其文字大略相同，然其篇末都标明“时顺治辛丑十一月旬有五日”。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所称训子说作於康熙六十年辛丑十一月十五日[16]222，而钱澄之《哀词》云“临殁嘱其子” “属纩之际，乃诫子孙”，是否后人受钱氏之说的影响而误将《训子说》视为方子耀殁年所作呢？

考钱澄之《哀词》，其云：“庶几少抒其三十九年抑郁不言之苦衷。”意谓方子耀卒于孙临殁后三十九年。又方中履《孙恭人传》云：“甲子秋九月恭人卒，年七十有二。”孙元衡《方恭人内传》云：“苦节三十八年，目及孙雏十一人。享寿七十有二。康熙甲子秋以疾终，遗命遵家礼，毋作佛事。”其末云：“恭人生於明万历癸丑年七月十八日戌时，卒於康熙甲子年九月十七日子时。葬於桐城县北乡东龙眠鹅子石。内向甲寅兼卯酉三分，外向甲庚兼寅申。”[12]19以此推之，方子耀当生于万历癸丑（1613），卒于康熙甲子（1684）。而孙临“生於明万历辛亥年十二月十九日申时，殉节於清顺治丙戌年八月二十五日未时。”[12]6 清顺治丙戌当为顺治三年，即1646年，与钱氏《哀词》及方中履《孙恭人传》所述大致相合，《哀词》谓孙临殁后“三十九”卒，当为虚数计，而孙元衡《方恭人内传》所谓“苦节三十八年”则为实数计。

若将《训子说》视为临殁嘱子之词，则其述作之年当在康熙甲子（1684），显然也不太可能为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康熙六十年”极可能为胡文楷误记，或为胡氏所记他人误补残本。今存《家谱》所载《方恭人命二子说》作于1661年，与方子耀卒年相距二十三年，而与孙临卒年相距十五年。此与《方恭人命二子说》所谓“明年且五十矣”“今年辛丑岳儿始生子”及“丁亥归里门，至辛丑，历今十五年”等正相吻合，自然不太可能为胡文楷所谓作於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而是顺治辛丑。方中履《孙恭人传》称“: 举凡身后世，悉无恙时燕闲言之，弥留之际遂无言，子孙环立，端坐而逝。”[12]17故方子耀《训子说》不作于其临殁之年可知。其何以此年立训呢？如其文所称乃因此年重历大事，其次子中岳生子，其王母太淑人见背，又二子俱成家立业，而其因痛老姑过世，又思其夫，乃“老病日增，不堪任家事”[11]3 ，故此特以家事委而训子。

其三，关于方子耀其人其事，据《家谱》及《家传》等，大略可以推知如下：方恭人，即方子耀，为明末方仁植（方孔炤）之长女①，生于万历癸丑（1613）。明崇祯三年（1630）

十七岁时嫁与孙临为妻。顺治乙酉二年（1645）震泽遇险。顺治丙戌三年（1646）再遇险，夫死于难，孙临时年36岁，方氏33岁。方氏求死不得，如陈澹然《孙临传》载：“临之赴死也，谓方氏曰：‘吾义不苟生，子性烈必死，然吾有老母，子其为我事之。汝死吾不瞑矣。’上马绝驰去。”[12]3 顺治辛丑（1661）作《寒香阁训子说》。康熙二十年（1681）辛酉钱澄之作《孙武公传》，其谓：“吾与君以崇祯壬申论交，年皆才二十余，君长余一岁耳。交十五年而君死於难，死时年三十六。又三十六年，而予特纪其与予十五年中游处忧患之事而为之传。”[2]411可见两人于公元1632年结交，十五年（1646）后孙临殁，故此文应作于1681年。康熙甲子（1684）方子耀卒，临殁嘱乞田间文，钱澄之作《哀词》。

三、《训子说》版本差异

《家谱》本与《家传》本的《训子说》两者整体文录一致，但有多达20余处字词、语句互异。版本的差异可说明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可再次验证二者的版本传流问题，二是可辨析二者与《桐城耆旧传》的关联。

兹先列五处典型语句，对勘如下：

1.乙卯入围，又见摈其年，继生岳。（《家传》）[12]21

乙卯入围，又摈其年，继生岳。（《家谱》）[11]1 按：《家传》本“见”字衍。

2.诸名人互相特角，以为声援，一也舟至震泽湖，汝父及诸公方登岸。兵来，不虞市人揭竿登屋，投石击兵，兵樽惊走。（《家传》）[12]21诸名人互相犄角，以为声援，一日舟至震泽湖，父及诸公方登岸。兵来，不虞市人揭竿登屋，投石击兵，兵乃惊走。（《家谱》）[11]1按：《家传》本作“特角”，家谱本作“犄角”，《家谱》本更为通顺，句意指分布兵力于不同处所，以便牵制或夹击敌人或互相支援。其余两处《家传》本均不通顺。

3.遂间道入日安，抵浙寄寓商文毅公之别馆……会乃藩在闽……汝父具疏条晰震新状。遂以主事拜兵备副使，监杨文骢军事。（《家传》）[12]21遂间道入新安，抵浙寄寓商文毅公之别馆……唐藩在闽……汝父具疏条晰震泽状。遂以主事拜兵备副使，监杨文骢军事。（《家谱》）[11]1按：“新安”为地名；明末唐藩朱聿键割据于闽地；据史实可知，孙临曾上万言书阐述震泽战状，应作“震泽”更为合理。

4. 时汝伯父令章安迎养汝王母唐淑人於署……是丙泽岁事也，居未久又徙龙泉。（《家传》）[12]21时汝伯父令章安迎养汝王母太淑人於署……是丙戌岁事也，居未久又徙龙泉。（《家谱》）[11]1按：此当为“太淑人”，其后亦有多处为证；其次，“丙泽”不文，据上下文此处当为年号，故为“丙戌”是也。

5.公邀何重，托之何竟，身任无宅，其节妇年六十三，其媳与子同生，长孙年且长于礎，相代如旧相识。居数时，偶得一女道士过，何氏辞，予拜谢周老夫人出舍。（《家传》）[12]22公邀何重，托之何竟，身任无辞，予拜谢周老夫人出舍何宅，其节妇年六十三，其媳与子同生，长孙年且长于礎，相代如旧相识。居数时，偶得一女道士过，何氏自神其卜。（《家谱》）[11]2

按：《家传》本语句错乱，解释不通，如《家传》中“何氏辞”无论是解释为“辞别”或“推辞”均无依据。以《家谱》本更善。

以上可见民国《家传》本讹误较多，且绝大多数衍、脱、错处位于底部边栏处，疑为民国本所据底本可能为道咸残本，故而讹误（见图4）。

                                          

                                                    图4 家传本《命二子说》讹误处

《家谱》本较《家传》本更为通顺，当自有其可靠的版本源流。民国《家传》本当未参考《家谱》本，这与《家传》末孙培跋语称《家谱》刊印后仅都为一册以示子孙而海内绝无传本的情况可能相关，这也可以说明民国《家传》本何以未参考《家谱》本。此外，从《桐城耆旧传》所载孙恭人传记的情况，也可以大致判断《桐城耆旧传》当据道咸所刻《家传》本，自然也无从见到《家谱》本。马其昶（1855—1930）《桐城耆旧传·孙恭人传第六》有部分语句与《方恭人命二子说》高度相似，兹录相似段落如下：

恭人乃称曰：“嗟乎！吾之不死以至今日，欲教成二子报忠魂耳。今汝二人幸不致衰薄，渐成门户……两妇亦率余教，庶几有以见汝父地下……敦本、积德、植品、读书……即此四训世守之！富贵有分，非予所勖望也。”乃著《寒香阁训子说》三千余言。年七十二卒。

马其昶曰：余读恭人《训子说》，所自述诚有足悲者。历艰苦险阻以竟夫志事，安在必以身殉者之为当乎？恭人遗命薄敛，遵家礼，毋作佛事，谓：“此吾曾祖明善先生之训，五世未之有改。不可以俗故致吾违背！”噫，讲学收效之远，乃至是哉！[17]460

《家传》可证《桐城耆旧传》原始标点有误，文录标点已更改）恭人所称“吾曾祖明善”当指方明善，其子方大镇，孙方仁植（方孔炤）[18] ，孙恭人即方子耀，称呼当依夫家孙临之姓。孙元衡曾作《方恭人内传》，而方中履曾作《孙恭人传》，传主相同，显然这种称呼乃是基于两家氏族姻娅的关系。虽《桐城耆旧传》《家谱》《家传》皆有相关叙述，然详加比较则可发现其因承，且对文中主要人物事迹有互文性补充叙述（见表1）。

一由于《家谱》本并未载孙元衡《方恭人内传》，且《家谱》本“海内绝无传本”，可见马其昶所据应为《家传》本，但何以《桐城耆旧传》题作“孙恭人传”呢？当然，这从其题名既反映了其所据史料及版本信息，也反映了传记“第三者”的叙述立场。第三者叙述常作“前恭人”或“孙恭人”，如《家传》本收方中履《孙恭人传》，《家谱》本题作《姑母孙恭人传》[1]11；而《家传》本收方维仪《赠方恭人从征历难序》，而《家谱》本题作《从征历难序》等，其中所透露的家族姻娅关系及称呼之别已见前述。

此外，从上表可见，《桐城耆旧传》与《家传》所载大致相近，《桐城耆旧传》据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序目》大致在“光绪十二年（1886）春”[17]1-2 ，而今传《家传》为赵秉钧题签本，当为民国二年（1913）孙荫、孙培刻本。其末有《重印节愍公家传》云：“先节愍公传暨方恭人命子说，同时挽赠各诗辞一卷，清道光、咸丰间已数刊印。洪、杨事起，闾里荡然，本支子孙所藏，盖罕有存焉者矣。”[12]54又据《家传》末孙培跋语：“吾祖节愍公，清初逸老，钱田间曾传其节略，语多讳忌，家人恐撄族祸，仅刊家谱并公著训词诗歌，都为一册，以示子孙，海内绝无传本。然公之弃家死国，天下后世表章方不暇，而吾子孙秘惜深藏，非义也。”[12]53

此段透露几点重要信息：一是《家谱》早于《家传》而刊印。二是《家传》在道光、咸丰间有刊本。三是《方恭人命子说》当同传于《家传》本。由此可见，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关于孙恭人传及其训子说当是据道、咸间《家传》本。《家传》既收有钱田间《孙武公传》，亦收有孙元衡《节愍公传》《方恭人内传》，据孙氏《节愍公传》所述及《家谱》，孙元衡当为孙临之孙，孙中礎之子。而《家谱》虽早于《家传》刊印，而据民国十二年（1923）孙荫、孙培《家谱》之《艺文第六楬要》，其所收诸篇当为孙荫、孙培重新续修时辑入。特别是辑录了《节愍公传》后的系列跋语，当是道、咸间刊《家传》后的六世、七世诸孙跋语，一直至八世孙、九世孙如孙荫、孙培、孙发绪诸跋语。

四、《训子说》的文学和文献价值

如果说钱氏《哀词》是对方子耀“才致”与“妇德”的赞颂和褒扬，则《训子说》还可进一步视为是对方氏家承文学的揭扬。《训子说》的文学和文献价值充分表现在口述文学视野下桐城姻娅关系中的家族史叙述及女性口述文学价值的彰显。

其一，《训子说》具有口述文学的性质，是个人记忆的真实性表达。朝戈金提出：“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口头文学‘文本’，如《诗经》中‘十五国风’或荷马史诗。”[19] 以文字为载体的口头文学应属于口述文学的范畴。此篇亦如此，“命儿中礎书藏之书泽堂中”，可见是方氏口述，其子孙中礎文字记录。从文本逻辑来看，其颇有承袭《离骚》经典的痕迹。如其首先叙作《训子说》之由，谓其“予老之将至，其行事始终，有儿稚幼所不及见不及知”“恐一旦蘧然而觉，庶几俾吾子若孙知阿母患澥余生、冰蘖造家，诚有可思者”[11]1 。此可为文序。然后则先言家世，如《离骚》之首谓“帝高阳之苗裔兮”，具有家族史观的传记性质。其述：“吾家明善、文孝二公以道学起家，与吾外祖，观我吴公，俱以理儒擅望一时，而吾父中丞公孝思不匮。承先泽，教其子与女无以异。”[11]1 这种结构和逻辑安排，其意义正在于为其后所表现的勇烈与节义作铺垫，这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离骚》无追世系一段，则不明其牢骚怨艾之情何由深，正如黄文焕所说：“读原之开章，而明哲保身之论，霍然失所丽矣。”[20]416其后历叙幼年丧母为姑母方维仪代为抚养，敦诗说礼等，这些都是为其后的人生选择预置伏笔。后继言嫁与孙临同于明季战乱奔波于安徽、江苏、福建等地的历程，既用较大篇幅塑造孙临视死如归的形象，又从侧面反映了自己的节义和理性。最后一部分主要写独身一人重操家业的艰辛以及家门兴盛的现状，然从结构来看，又是对开篇的照应。全篇即可归结为对“敦本、积德、立品、读书”四训的感悟和体验式阐释。从文学的抒情性特征来看，此篇极具抒情色彩，其间充盈着如钱澄之所谓的抑郁难言的“苦衷”以及对其夫孙临的深沉的思念，故谓“予以白头妇而哭老姑，而更痛汝父”[11]3 。其义深婉难言。而且全篇叙事情节一波三折，语言真切朴质，人物塑造立体丰满。从口述文学的特征来看，《训子说》具有极其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绝大部分文本内容叙述自身与家人的生平，情感真挚动人，文本的叙事与情感表现张力十足。如：“予一女子，人亡家破，两伯氏远在天涯，四顾无人，兵马在途，烽烟满目，安能独行？”[11]2 生逢乱世，孤苦无依之情表现的淋漓尽致。

其二，《训子说》与《哀词》同样具有极高的文献史料价值，是历史记忆的多元化呈现。这首先反映在《训子说》采用了历史叙事的视野。因为是从个人历史叙事的视野出发，因此这种视野又具有传记的性质。这充分表现在其将遭遇融入叙事和文学创作中，这种特征既有明末清初时代因素的影响，也有家族文学和桐城文风的渐熏，如方子耀其兄方以智《方子流寓草》就多收其南京所作之诗，以文学创作的形式真实地反映了晚明社会现实。其夫孙临也以“马上赋诗为乐”，著有记录征战楚地军旅生活的诗歌集《楚水吟》，与方氏、孙氏家族关系密切的钱澄之更是有“诗史”之称。《训子说》似画卷般展现了方子耀对于个人生活史与生命史的动态叙述，并通过“讲故事”式、“引语”式叙述，将个人遭际、家族浮沉与明末清初遗民的集体记忆相勾连，层积叠加成特定时代的文化记忆。

其三，《训子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桐城女性在明末清初社会转型时期在家庭和家族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意义在《孔子家语》以及《颜氏家训》都可以得到印证，而家族教育的意义则在汉代以来以“家法师承”为核心的学术传承中得到彰显，特别是魏晋的门阀士族制度下的文学与教育更是家族教育史上的一个极为显耀和特殊的时期。明末清初桐城文学的发展亦得益于桐城士家大族的“家教”和“族教”。

《训子说》一方面反映的是方子耀对其子女的教育训诫，另一方面又暗含着整个家族以传统儒理之学为承传的统绪。因此文本中不仅含示了方子耀其人对子女的训诫，也书写了其祖父、外祖父等以及孙临及太淑人之遗命训诫，构成了一副简要的族教谱系。当然，从文本叙事逻辑的意义上看，这是为了进一步凸显“敦本、积德、立品、读书”的家教传统和意义，这对人物的形象塑造及行事都有密切的影响，可以说从逻辑上形成了一种因果关系的叙述。

由于《训子说》的传记与口述性质，作者与叙述者合二为一，通过对人物的描写与叙事意图的浮现，展现了明末清初遗民的心理历程与忠义报国的本质叙事内核。可以说，本篇同时具有训子与叙史的双重意义，这在桐城方氏家族文学的“叙事”与“记史”特征中已可略证。在中国历史中传统的“母教”影响深远，从孟母三迁而至于汉人“诗教”之说，《关雎》所谓“吟后妃之德”，已见女性在传统文教化育中的作用和意义，故《诗毛氏传疏》谓“王政之乱，由内无贤妃。”[21] 故《离骚》哀“无女”后之学者直以为示求贤妃之义[20]578。至于桐城女性承儒理传家又显然是与其文学相关系的。

明清易代之际，桐城文人层出不穷，以姚氏、方氏、钱氏、孙氏等几大家族等构成的家族姻娅网与文学创作网保持着长久的稳定与壮大。如共结桐城“泽园永社”的龙眠诸子方以智、钱澄之、孙临、周歧、吴道凝、方文与左国柱①不仅是毕生的挚友，有着共同的志趣，也同是桐城派文学的先驱。

在考察桐城地域文学的特征外，若广而以大、小桐城的视域视之[22] ，则此种大、小视域依然暗藏着“血缘”或“姻亲”的纽带关系。桐城文学发展正是内部以“世族联姻”和“家学传统”为特征，外部以“书院教育”和“文人结社”为纽带的双线教育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基于传统的“门户”观念，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自然也影响到联姻的主动性选择，书香世族间的联姻进一步整合地方话语权与家庭教育资源，从而深切地关系一个家族的兴衰命脉。徐雁平提出：“桐城派文学、学术的稳定性或延续性, 应首先从‘基因’与婚姻来探寻。这一有较强内敛性或保守性的联盟, 或是保持这一群体‘超稳定’的主因。”[23] 这种“超稳定”的关系也从根源上为“桐城派”的正式形成培植了理路萌蘖，从交谊结社、诗酒唱和到反清复明、密谋国计，无不是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强化。小地域范畴上的泽园永社，大地域范畴上的“云龙社”“几社”“复社”均有他们的身影。

在明末清初的社会转型时期，桐城文学的建构离不开众多桐城知识女性的参与，在桐城乡邦文献中，既显现地域与家族的两大特征，同时亦彰显女性的重要作用，如具有地域文献性质的《龙眠风雅》《桐旧集》《桐山名媛诗钞》等地域诗歌总集，也有家族诗学文献性质的《桐城方氏诗辑》《桐城马氏诗钞》《桐城姚氏诗钞》等家族诗歌总集，而其中《桐山名媛诗钞》则显然彰示了女性在桐城文学形成中的重要意义。潘江编辑的《龙眠风雅》虽然没有将女性作品专门列卷，但多附于其父亲或夫婿后面，如吴令则附于吴应宾后，方维仪附于姚孙棨后②。《龙眠风雅》特意表彰女性诗歌并选录了女性诗人的大量作品，潘江云：“龙眠彤管之盛，倡自纫兰（张夫人方孟式）、清芬（姚节妇方维仪）……吾母《松声阁集》实称鼎立，又有茂松（吴节妇方维则）、澄心（孙夫人章有湘）、蕙绸（方节妇姚凤仪）诸女宗分路扬镳，云笺赓唱”[24] 。

五、结 语

此两篇佚文的发现，于口述文学、桐城文学以及谱牒学等研究均能有所增益，为明清易代之际的文献学与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史料，裨益于钱氏文集及桐城文学总集等的辑补，同时也对从地域、家族、姻娅及口述史与女性视角来审视桐城文学开拓了新的论域。两篇佚文的发掘得益于家谱的记载与传流，明清以来的各种家谱、族谱、姓氏谱中保存有大量未刊文献。从学术传承来看，谱牒学与传统学术

及文学、史传关系极为密切。从《周官》《世本》《帝王世系》《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为谱牒学的发端和流衍，家谱逐渐成为一个同姓家族的生命史记述和追忆。追溯前代，南朝百家谱的编撰体现了对于宗亲门阀关系的重视，继而赋予其政治审核标准的意义，北宋欧阳修发明了“五世一表”的家谱世系图并为后世沿用。在现代社会，家谱对于文献资料研究来说仍是蕴藏颇丰的宝库，是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嵌套，有利于开展家庭集体记忆视域下的身份认同研究，蕴涵着大量的社会学、历史学、人口学、民族学等文献，应循其精神内核方能积厚流光。此篇为谱牒学研究的个案，虽缺乏其他更多的资料，然亦努力旁征索隐，辅以比勘，略陈浅见，以期就教于方家。

作者简介：

黄笑，女，安徽铜陵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何易展，男，四川平昌人，重庆师范大学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

[参 考 文 献]

[1]重修苍基孙氏家谱:卷三十一(赠言·哀词)[Z].孙荫、孙培承刊. 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

[2]钱澄之.钱澄之全集·田间文集[M].彭君华,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4.

[3]吴越钱氏镜水公支谱:卷四[Z].钱奕珠,编修，安庆:枞阳县向阳印刷厂,2007:90.

[4]钱澄之.钱澄之全集·庄屈合诂[M].殷呈祥,校,点.合肥:黄山书社,1988:3.

[5]韩菼.有怀堂文稿二十二卷诗稿六卷[M]//四库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第24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455.

[6]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四(子部杂家类: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5:1139.

[7]重修苍基孙氏家谱:卷十一(世纪)[Z].孙荫,孙培,承刊.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2.

[8]重修苍基孙氏家谱:卷三十(艺文·跋)[Z].孙荫,孙培,承刊.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1.

[9]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七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4:7103.

[10]舒赫德,于敏中.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卷七[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45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545.

[11]重修苍基孙氏家谱:卷三十(艺文·说)[Z].孙荫,孙培,承刊.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

[12]孙节愍公家传[M].孙荫,重刊.天津:华新印刷局印,中华民国二年（1913）.

[13]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M].合肥:黄山书社,2010: 165.

[14]张秀玉.中国古代女性有诗无文之异况及成因[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142-150.

[15]邱瑰华,傅瑛 . 历代皖籍女性著作叙录[M]. 合肥:黄山书社, 2022:67.

[16]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7]马其昶.桐城耆旧传[M].毛伯舟,点,注.合肥:黄山书社,1990.

[18]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下(方孔炤传)[M]//续修四库丛书史部别史类:第3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05-106.

[19]朝戈金.论口头文学的接受[J].文学评论,2022(4):5-14.

[20]黄文焕:楚辞听直:卷一[M]//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册.济南: 齐鲁书社,1997.

[21]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二十五[M]//续修四库全书·经部·诗类:第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392.

[22]王思豪.地理与学理“: 小桐城”和“大桐城”之辨[J].文学遗产, 2020(4):166-178.

[23]徐雁平.论桐城可作为清代地域文化研究的范本:以世家联姻与文献编刊为例[J].安徽史学2019(4):134-142.

[24]龙眠风雅[M].潘江,辑,彭君华,主编.合肥:黄山书社,20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