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桐城派之源(二) 钱奕珠

钱奕珠（桑榆）

浅议桐城派之源(二)

钱奕珠

      先生“一生著述宏富，……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史学诸学科，精深邃密，卓有建树，其学术成就堪与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顾（炎武）共相颉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之一。”(诸伟奇，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出版30余年。现任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先生之文，“如泉之流，清莹可监，甘洁可饮，萦纡不滞以达于江海，使读之者目明而心开。”(唐甄，清代学者。)
      “近世称述清初学术者，恒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三大儒，而不知当时桐城钱澄之实亦不废大家，足与三人媲美”。(张舜徽1911—1992，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吴孟復说：“钱澄之《诗学》，为‘桐城诗派’以至清代诗歌，从理论上提出了规范。”(吴孟復1919—1995，当代古籍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他的诗歌尤以诗纪史见长，是为诗坛诗史大家。钱谦益(1582—1664，清初诗坛盟主之一。)《吾炙集》选澄之诗独多。陈维菘(1625—1682，清代词人、骈文作家。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箧衍集》开卷第一人第一首即是澄之七古，卓尔堪(清代诗人。)《明遗民诗》录诗百首以上者仅杜浚、屈大均、钱澄之三人。汤华泉教授说：“藏山阁《诗存》中一千又五六十首诗，皆是明清易代之际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那个时代所留存下来的诗作真正可称为诗史的，恐怕也只有这一部，即如和钱澄之年辈相若、经历相似、且有过从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等并没有留存多少这样的诗作。诸集俱在，可以比勘。”吴孟復《论桐城派》诗曰：“舒黄天下奇山水，人物峥嵘左与钱。自古文章称气骨，源流考镜仗来贤。”
      清末学者马其旭(1855—1930，安徽桐城人，清末民初著名作家、学者。)说：“望溪少时承其（钱澄之）绪论，后遂蔚为儒宗。先生而卒以经学文章开啟学派，亦考流者所宜知者。”马先生的话告诉我们，方苞是钱澄之的学生，他从年轻时就接受了先生的经学文章体系,后来成为桐城派领军人物。我们研究溯源桐城派的时候不能忘记这一要点。
      学者章建文在《吴应箕与桐城派的关系考论》中进一步阐明钱澄之对桐城派的贡献，以及先生与方苞之间的师生关系。他说：“钱澄之不仅是桐城派的创始人，也因其古文的创作实绩和生活时间跨度大，影响了几代桐城士子，也是桐城由专注于经学研究开始热衷于古文创作的关键人物。刘声木(1876—1959)说‘钱澄之论诗文精妙，实开桐城诸老之先河，至当而不可易，洵后世学人之龟鉴。’张舜徽也说，‘桐城经学文章之绪，开自钱澄之。’……钱澄之对方苞的影响是直接的。方苞在《田间先生墓表》中说：‘苞未冠，先君子携持应试于皖，反，过枞阳，宿家仆草舍中。晨光始通，先生扶杖叩门而入。先君子惊。问曰：闻君二子皆吾辈人，欲一观所祈向，恐交臂而失之耳。先君子呼余出拜，先生答拜，先君子跪而相支柱，为不宁者久之。因从先生过陈山人观颐，信宿其石岩。自是，先生游吴越，必维舟江干，招余兄弟晤语连夕，乃去。’作为桐城遗老，这样关心后辈的成长，对后辈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当代学者张瑞杰认为：“钱澄之作为桐城派的先导,其古文创作理论对桐城派影响较大,然因其文多涉时讳,传世作品较少,其主张未曾引起关注。钱澄之针切时弊、文以载道的创作宗旨、以‘气’运文的行文法度和语词雅洁的文风主张极大地影响了桐城派方苞、姚鼐、刘大櫆等人,对后世桐城派、文论体系的形成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桐城派的渊源及其形成过程，亦知我们在推崇桐城派三祖方苞、姚鼐、刘大櫆的时候，而不能忽略了一代文学大家和诗人钱澄之先生，开创桐城派的历史地位与贡献。我们完全有充分理由和依据称钱澄之先生为桐城派开山“鼻祖”，称方苞、姚鼐、刘大櫆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三祖”，是符合事实的。
                                                                                    2021年5月于旗山花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