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桐城派之源(一) 钱奕珠

钱奕珠（桑榆）

                       浅议桐城派之源(一)
                                                        钱奕珠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许多重要流派，引领和影响着时代的文化发展方向。数列其名，奈群星灿烂，枚不胜举，今只说说明清之际的主要流派—桐城派。
      桐城派，或曰桐城文派，也有桐城诗派，在其时文化和诗歌的发展方向上取到了重要引领作用，影响中国文坛近三百年。
      什么叫桐城派呢？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今枞阳)人，故称“桐城派”。“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有桐城派作家达1200余位，著作有2000多种。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一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表序》。表序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方苞取之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又说:“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又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
      刘大櫆又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气”、“音节”问题。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的弊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惜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另一方面,又发展“神气”说，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实际上他们多数人的创作，是偏于“阴柔”之美的，所以又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一词的出现，是在道光咸丰年间，出自曾国藩(1811—1872)之口。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因此，史学界，枞阳文坛，人们称方苞、姚鼐、刘大櫆为桐城派代表人物，或曰“创始人”、“三祖”，是有根据的，因为他们的籍贯都在老桐城县，他们的文学建树达到巅峰。
     山脉延绵，峰峦迭起；秀水有源，汇于江海。桐城派的形成同样是有发展过程，是传承光大前人的重要成果，他们继承和发展前人的思想与成就，形成与时代相适应的创作方法与思想体系，其作品为时代和广大读者所接受与推崇。
      因之，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桐城派的先躯、桐城派鼻祖方以智、钱澄之。这里着重说说钱澄之。
      钱澄之(1612—1693)，初名秉镫，出生于治易世家，幼从父读，七岁属文，旋及攻诗，乡试辄列前名，崇祯元年考取秀才。他少有大志，“尝思冒危难，立功名”。崇祯末，社会动荡，志士仁人忧国忧民，纷纷成立学社，聚集同仁，由之复社、几社兴起。方以智、钱澄之、陈子龙、夏允彝等组织云龙社，与东林遥接，同马士英、阮大铖抗争。福王称帝南京，马士英、阮大铖当权，通缉东林和复社人士。钱澄之逃避武水钱仲驭家，不久福王朝廷覆灭。钱澄之与钱仲驭起兵抗清，然而不幸兵败震泽。仲驭战死，钱澄之夫人方氏及幼子殉难(事载明史)。澄之与长子法祖逃往福建。时唐王朱聿键称帝福建，钱澄之考授吉安府推官，不久改任延平府推官。之后，钱澄之远赴广西，投效桂王朱由榔，授礼部主事。永历三年(1649)经特试，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兼制诰，后与行在失联，不得已易名澄之，乃作僧服，辗转回到故乡江村麦园，遂在田中筑屋，自号田间，著书以终，享年八十二岁。传世著作有《田间易学》《田间诗学》《庄屈合诂》《藏山阁集》《田间诗集》《田间文集》《所知录》等，诗歌三千四百多首。
      先生“诗歌古文满天下”，古今学者均高度评价他的文学成就，“论桐城派古文，后海先河，澄之为昆侖之源，当无疑义。”(钱仲联1908-2003，诗人、词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国学大师。苏州大学终身教授。)桐城派“以文章为二百年海内主盟，其由来者渐矣。”(叶德辉1864--1927，光绪壬辰进士，授吏部主事。我国近代杰出的藏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校雠学家、出版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