枞阳名士陈澹然

西湾居士

枞阳名士陈澹然


写在前面：本文曾呈与枞阳史学大师陈靖先生和我的恩师章落飞先生过目讨教，二位先生皆言此文对先贤陈澹然先生的描叙不够准确。先生生前学问高古，其经天纬地之思想，文韬武略之才识，也许并非我辈所能悟透。但作为同邑后人，在下对先贤敬仰之余，总觉得大多数枞阳人，只知道枞阳有“桐城派”，而很少提及陈澹然。甚至，大家都熟知“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等极论富国强兵之术的战略家言论，但并知道此乃陈澹然先生作《迁都建藩议》，上万言书，纵横捭阖之高论。我作此文，意在抛砖引玉，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在枞阳，不光有秉承“家法”的“桐城派”，还有一位孤独的高人陈澹然，并欢迎各位方家讨论，批评，指教！

陈澹然遗像

枞阳自古多名士。
在清末民初，有一位才高八斗又特别具有个性的大师，叫陈澹然，曾是枞阳文化圈子尤其中国史学界的巨擘，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写《桐城东南乡另设县呈启》向政府以书面申请形式，要求政府把枞阳从桐城划分出来，单立行政县制，他还是将祖祠之地黄泥山易名凤仪山（现汤沟仪山）的第一人。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的恐怕真不多。但大家对“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句经典的“老古话”，应该还是很熟悉的吧。其实，这句话就是出自陈澹然文集中的《寤言二·迁都建藩议》。

陈澹然，生于咸丰九年（1859年，一说咸丰十年，即1860年，待考)，字剑潭，号晦堂，自号老剑。枞阳县仪山（现属汤沟镇）人。其幼时从父读，聪慧好学，才思横溢，九岁便能提笔作文。稍长，师事方柏堂（方宗诚）先生。18岁应桐城县试，文压群芳。光绪十九年(1893年)恩科举人，授资政大夫（记录文献，为皇帝出示资料进行觐见的官员 ）。

陈澹然先生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但其一生在处沧桑之乱世，抱国家之悲切中，怀才不遇，浪迹风尘，穷愁潦倒 ，壮志未酬，于1930年客死安庆（当时为省城）。其一生历任民国大总统府高等顾问，陆军部编修，江苏省省长公署顾问，安徽省水利局局长，安徽通志局总裁，安徽商业学堂总监等职。而先生那满腹经世之才，并未在仕途得志于实现。好在，先生椽笔不缀，留下很多惊世之作。如《江表忠略》10卷、《异伶传》《原人》6卷《原人订本》4卷《寤言》《权制》8卷《田间兵略》《波兰泪史》《哀痛录》《中国通史》《诗文集》《庵文简四书考证》《万国公史议》《江苏通志》《晦堂文论》《方柏堂先生事实考略》等。
因为高才，所以高调。
陈澹然先生恃才而旷达，书生意气，性情率真。所以，在为人处事上，自负昂然，俯瞰一切，忧忧寡合，格格不入，似鹤立于鸡群。在学术上，更是另辟蹊径，不趋势，不迎合，不应世，自成体系。所以他每任一职，不是被黜免赶走，就是自动离开，一生都几乎在游离之中。用时下的话说，他不按套路出牌，时常口无遮拦而出狂言。他为文动宕起伏，纵横捭阖而不能休，常以司马迁自许，他讥讽当时正享誉并影响中国文坛数百年的“桐城文风”为“寡妇文学”，意思是说所谓“桐城派”的“家学”，是囿于抱杨树根洗澡的框架之内，亦步亦趋。但陈澹然先生也有可爱真诚的一面，面对世人称其为“狂士”“野才”之恶名，他不屑一顾，呵呵一笑，却对“桐城派三祖”之一刘大櫆先生的文章，又情有独钟，常说“世之论桐城文者，每称望溪（方苞）以学胜，海峰（刘大櫆）以才胜，姬传（姚鼐）以识胜。余独爱海峰文章，意到笔随，气势壮阔！”并在汤沟丰乐书院撰联“沧屿忠节，海峰文章，巍然先正遗风，廊庙江湖皆事业；浮渡夕阳，白云青鸟，葆此名山间气，乾坤雷雨待贤豪。”再提“海峰文章”。而对前贤钱澄之先生（1612~1693，明末爱国志士，著名文学家，晚号田间，汤沟仪山人，现属田间村）的学识，更是仰慕不已，其收集并熟读钱澄之先生的遗稿后，著有《田间兵略》一书，阐述当年南明王朝，如果接受钱澄之先生的主张，也许并不致于亡国的见解。

陈澹然先生早年家境并不好，为谋生路，他不得不四处奔波，但又总是到处碰壁。他在孔成进士郑大连后谋职，却看不惯郑大连的鄙吝为人，十分恼怒，常常直言不讳，终因忤触大连而被驱逐。因其长于史学，谙熟明史，桐城马其昶（时任清史馆总纂）推荐其入史馆，可他遇到与众人论事，便毫不谦虚地说：“这事我早就晓得，你们怎么不知道呢？”结果是惹众人都怒其不逊，群起攻之，待数月，被史馆总裁辞退。他向宰相李鸿章呈万言书，极富富国强兵之道，李惜其奇才，欲收于门下。然，当时老乡吴汝纶大师（枞阳会宫人，桐城派后期著名作家，生于1840年，长陈20岁）正在李鸿章幕下，竟对其文贬批“文似长江大海，挟泥沙而俱下，回去再闭门苦读十年！”而早年，陈澹然评吴汝纶说“吴依曾国藩成名，造诣如何，不敢妄议，其自命为桐城正宗，我疑未必也。”可见，这两个大师之间“相轻”的天真性格，溢于言表。陈澹然先生不得志，又南下湖广，上书总督张之洞，论新政，用新人，但又因其锋芒太露，老是看不起那些阿谀逢迎的“二托子”，而被嫉妒毁谤，只得悻悻而去。

陈澹然先生虽然有忧国忧民之心，却一度仕途无门，但他却始终秉承着独立独行的个性，刚正不阿，敢于直言，不事权贵。某次从北京坐火车南下，遇到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相谈甚欢，大有伯乐与千里马相见恨晚之慨。1912年初，清王朝终于退出历史舞台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组成北洋军阀政府，陈澹然首任总统府高等顾问，当他知道袁世凯有复辟称帝之心，他长叹“国必大乱，我当归也！”即率眷离京。后来先生入陆军总长段祺瑞幕僚，因其视力不好，天生左眼偏小，无意中碰翻了痰盂，段竟揭其短，说他眼有疾，先生怒而起身大骂，拂袖而去。先生寓居南京时，先卖文为生，后入江苏督军齐燮元幕，任江苏省通志局局长，不久，孙传芳驱齐而自为五省联军司令，先生绝不附从，回乡寄寓于省城安庆，闭门不出，埋头著书，清苦度日。直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出任安徽大学教授，主讲《中国通史》，两年后（1930年）终老于宜城。

陈澹然先生遗稿

纵观陈澹然先生一生，作为同邑后人，总感到这位先贤学问高深，知识渊博，但他内心世界肯定是孤独的，一路风雨兼程走来，磕磕碰碰，大都是因为自己的性格原因，他在孤芳自赏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痛苦的煎熬之中。先生曾作联自嘲：
功名事业文章，今岁已无望；
嬉笑悲欢怒骂，明年可再来！

在晚年，先生在《凤仪山记》中也曾流露心迹，悲怜感叹：
荒庵无主不开关，却把诗坛付等闲。
天上人间几明月，吴头楚尾一孤山。
杏花落后谁沽酒，桃叶归来转破颜。
遥指舳舻名利客，片帆搞挂何时还？

所谓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奈何先生一身学问，有胆有识，能济世，能治国，能平天下，却偏偏眼界太高，世俗无法入眼，总是让自己“祸从口出”。也正因为先生的才学与个性，有“异”于众，才造就了先生与众不同也无人能及的思想高度。唉，先生若是在天有灵，可否请听后辈一劝：纵有纳天下经纬之才，可是毕竟生于尘世之间，要想可居庙堂之高，可处江湖之远，别光研究古史做学问，没事时候也读读中国菜谱，什么东西都可以论斤论两论刻度，唯独只有“盐少许”，这样才能调百味。鱼咸肉淡，全凭感知的把握与手感的拿捏，这样才能烧出一锅人生的大菜，这才是人世之常道啊。

（本文史料来源于《枞阳文史资料》第四辑钱守成先生的文章）

琵琶独抱

桐城“异士”陈澹然



1928年春末，一位老人踏着厚厚的绿荫走进了国立安徽大学的校园，他的到来让学子们长长地兴奋了一阵子，这不仅因为他一身的学问，还因为他所经历的那无数的传奇。他就是陈澹然，一位在仕与隐之间漂泊了大半辈子而最终又回归到学问上来的杰出诗人和经史学家。这次，他是应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杨亮功教授之请，来此主讲“中国通史”。
　　在清末民初的学术界，陈澹然素有“异士”之称。他早年曾师从著名学者桐城方宗诚先生，按理应该恪守桐城派的文理教义，但他却自破桐城家法：做学问竭力主张调和汉宋，写文章则喜欢用一些性灵言语。他还曾公开讥讽桐城文章为“寡妇之文”，对稍早于他的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吴汝伦他也有自己的学道：“吴挚甫（汝伦）依曾涤笙（国藩）成名,造诣如何，我不敢妄议，他自命为桐城正宗，我疑其未必然也”。吴汝伦的文章学术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他与薛福成、黎庶昌、张裕钊并立于曾国藩门下，被誉为“曾门四弟子”，而作为四弟子中唯一的桐城人，他更是受到桐城士子的拥戴。陈澹然的这些言行无疑忤逆了周围读书人的情感，被大家视为“桐城叛逆”。
　　纵观先生一生，贯穿了这种“叛逆”性格，什么刚常名教，职业尊严对他来说都是一捆无用的绳索。他光绪19年（1893）中举人，授资政大夫，民国初年充任大总统府高等顾问，陆军部编修，后任江苏省省长公署顾问、安徽水利局长、安徽通志局总裁、安徽商业学堂总监。曾先后受到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徐世昌等人器重，便都因为他天生的一副傲骨，不愿意压缩自己去趋时应世，任职不久，就被罢黜或自己挂冠离职。于是，他一边高歌“遥指舳舻名利客，片帆高挂几时还”，一边一次次地重复着自己的客游生活。
　　陈澹然的游学足迹遍布了大江南北。他一边行走，一边披阅人世间的苍桑冷暖，蓄积自己的智慧，寻求报国门径。在北京，他曾上书李鸿章，论富国强兵之道；他湖湘，他又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南巡抚陈宝箴进言，主张推行新政，启用新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充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期间，竭力反对袁氏的称帝之举，保持着一个读书人特有的清醒和良知。但在任何一个乱世的政坛上，良知的生存空间总是很逼窄，因此澹然先生的智慧品格更多地流淌到另外一个方向，那就是他的学术和文章。
　　做学问本来就是陈澹然的本行，而且对他来说做学问可以让他暂时忘却纷扰的时事和破碎的理想给他带来的苦痛，可以让他自由地去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陈澹然的治学方向主要在经史之学，但他不做那种枯寂的学问，他的思考层面非常广阔。他先后著有《江表忠略》、《异伶传》、《原人》、《原学》、《蔚云新语》、《契庵文简》、《晦堂文论》、《寝言》、《权制》、《中国通史》、《田间兵略》、《波兰泪史》、《江苏通志》等书稿百余卷。从这些书卷中，我们不难看到的是：他深厚的学问功底上不断闪烁着那种济世的情怀。现实中有太多的无奈，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用笔去摇醒世人的决心。在他的眼里“廊庙江湖皆事业”，这真是一种可爱的书卷气。不过，读书致用本来就是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心目中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只是许多人用它来自谋，而先生一直想着用它来济世而已。
　　与陈澹然同时代的桐城学者有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论才学修为四人当在伯仲之间，都是清末民初桐城士子中的佼佼者，但在做学问的独立和清醒上，马通伯及二姚兄弟都逊于陈澹然：马、姚两氏死抱着桐城派200余年的教义不放，把延续桐城文章的香火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使命；而陈澹然在治学途中，不盲从传统，能够独辟蹊径，养就了一种独立精神和开放品格，将学问做得更合世情、更有个性。
　　其实陈澹然的学术个性又可以看作桐城派在末期的一次裂变。桐城派起于康熙，兴于乾嘉，“天下多归向”，成为一代文宗，但曾国藩以后，逐渐式微，而到马通伯、陈澹然这一代是更趋末势。因为，此时桐城派所苦苦追索的“雅洁”和“中正平和”的境界已远远不能满足近代启蒙的需要，这是当时的大势；而对陈澹然个人来说，在桐城文章中启蒙之后，广征博采，其创作实践更接近于“公安三袁”，主张的是“言文合一”，所以，陈澹然与桐城派的分道扬镳也在情理之中。
　　在桐城近代文人中，陈澹然无异是个“异数”。他学出桐城，却自破桐城家法，被视为桐城派叛逆；他热衷仕途，抱负远大，却放着袁世凯、段祺瑞等人的高官不做；他才高学深，出入于名臣缙坤之间，他却常常为“穷”、“愁”两字而四处奔波，潦倒不堪。他的辽西弟子称他的不得志是“夫子道至大，天下莫能容”，剔除其中的情感成份，倒不难提练出“道与时违”这四个字来。陈澹然的一辈子似乎也没有走出这四个字。
　　1930年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陈澹然先生因病辞世。那一年，他71岁。他的走象他的来一样，在国立安徽大学校园里，在学子们的心中掀起了一道长长的波澜。

琵琶独抱

片帆高挂，应该是准的，搞，疑“高”字误。

琵琶独抱

吾乡先贤陈澹然（字剑潭）诗
答石遗
刘表镇荆襄，诸葛卧田亩。
雅乐动九州，炎纲已纷纽。
汉廷俱朽骨，渔阳声自哀。
如何鹦鹉洲，孤冢无蒿莱。
少小慕奇侠，长怀漆室悲。
独怜病母衰，江表时逶迤。
哀哉鲜民生，誓傍丘陇侧。
顾瞻黄口儿，更靦翻飞翼。
莽莽江汉间，曹刘争霸地。
异人久不作，世乱吾焉寄。
言求当世士，幸复得石遗。
石遗不作官，借箸酬当时。
丈夫贵树立，敝帚复何贵。
潦倒偶狂歌，聊发雄怪气。
登高望箕颍，腥风万里来。
沉洗无净渊，强颜溷尘埃。
拟古
屈子湛汩罗，终古江流白。
生死安足论，孤怀聊自适。
夜坐
空山何寂寞，但听松声寒。
出门见明月，方知天地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