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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广播》
文/钱新华
近日,我在阁楼整理旧物件时,不经意间,发现旮旯里躺着一只黑色盘碗状的东西。拿起一看,是只早已废弃的有线广播。我轻轻地掸去岁月的浮尘,碗状广播底部露出一个如酒瓶盖样的黑磁铁石,下面粘连着一方不大的紫铜色线圈。翻转过来,碗内中心有块风衣扣子大小的锡焊点,这银白色小点点固定着一根短短的细针尖,用手一拨,“嘭嘭”的脆响。呵呵,没想到这老伙计一觉醒来已是人间逝去近四十载!
现在的孩子们,也包括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或许已经不知道这有线广播是啥玩意了。其实现在一些上规模的中小学,或大中型企业还在使用着有线广播。学校用它来带领学生做做操或举行集会,企业用来播报内部新闻,或发些通知什么的。这种广播无论多么先进,多么时尚,多么高端,但无法替代我记忆中的有线广播。
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新中国如同一个在困境中行走的少年,人们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基本上还是处于一个原生态环境,现代化理念的东西,也只是媒介上偶尔谈论的话题。农村居民家里拥有一只有线广播,那倒是相当时尚的事情。那时枞阳乡下,广播和电话是“一线两用”,似乎有些象今天的大都市车辆实行单双号错时限行的那种味道。这有线广播每天早中晚三次都是定时开播,每个时段约一小时左右。开播时,电话一律“靠边让道”。即使你强行拨号,除了能在广播里留下一阵“沙沙”的干扰声外,最终还是让你在失望中无奈地撂下话筒。记得当时,这种特色线路是从县城方向引过来的。那一根根望不到尽头的电线杆子浑身涂着刺鼻的黑油漆。每根杆上面装有十多个如白鸽状的磁瓶,那绵延不绝的铁丝就是被这些“白鸽”牢牢地固定在杆子顶端。它们穿过了田野、跨过了河流,越过了山谷,也掠过了我们村子后面的一块坡地上空。恰逢其时,村里归来了一位退伍军人。他不光穿回了一身令人羡慕的威武军装,还带回了一只神奇的有线广播。夏天晚饭后,劳作了一天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来到村子后面那块较平坦的坡地上。一张张凉床、躺椅、凳子上的老少们急切地等待着那只有线广播。我们这些熊孩子好奇地望着这位没有领章帽徽的“兵叔叔”打着手电,把一根竹竿顶部绑着铁丝钩子熟练地挂到电话线上,又将另一根连接广播塑胶电线的铁丝插入地下,顿时固定在竹竿中间的广播就传来了“五星红旗沿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嘹亮……”激昂而雄壮的开始曲。尔后听到的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各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地方新闻之后就是大家喜欢的戏剧与歌曲。遇到高温干旱,那广播因接不了地气,导致地线传导慢,声音飘忽不定,或如蚊子哼哼。此时,那位“兵叔叔”就会叫我们这些小屁孩朝着那插在地上铁丝撒尿。说也怪,我们一泡尿竟把那广播声音浇响亮了。大人们在一片欢笑声后继续聆听着广播。广播总是在“因特纳雄内尔就一定要实现!”悲壮声中结束。人们踏着歌声,把清凉和愉悦带回家。
那时,我们这些刚发蒙的孩子喜欢人多热闹场景,对于广播中的内容一慨不懂。不过这句“今天天气预报是由枞阳县气象芜湖(服务)站提供,广大听众明天再会!”的结束语,倒是成了我们嘴上的“口水脚子”。
当我能听懂广播中的新闻与娱乐节目时,文革政治风暴已将有线广播吹进了千家万户。在钟表还是奢侈品的年代,把有线广播当作钟表是农村群众的最大功用之一,娱乐和了解天气预报也只是次要的功能。每当《东方红》的乐曲响起时,村庄里男女老少就得纷纷起床,然后就听到队长从村头传来的一阵粗犷的大嗓门:“动工的走了喂——”,我也会习惯地背起书包,哼着那一首首熟悉的歌声去上学。到了晌午,一段段韵味十足的京剧唱腔响起,大人准时收工,小孩准点放学。也正是此时,我学会了《沙家浜》中“斗智”、《红灯记》中的“临行喝妈一碗酒”和《智取威虎山》中的“我们是工农子弟”等多首京剧唱腔。
那年头有线广播似乎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彩电一样珍贵,家家都把它当个宝一样,一出故障就急着找人维修。我记得自己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把那黑广播反复擦拭干净,防潮除锈。还要给那根连接地线的粗铁丝常浇浇水。有线广播作为一个时代最普及的宣传与娱乐设施,确实影响了几代人。我的祖辈、父辈和我本人都是同有线广播一起共同走过了那段不寻常的岁月。我至今还能哼唱出的一些音乐与戏曲,都是从有线广播上听来的。虽然有线广播没有如今的音响效果逼真,但从未影响我对它的喜爱。我从一个懵懂的儿童、少年,到逐渐地喜欢上广播,再到后来在广播中发稿播稿的经历,心里更多的是感激有线广播给我带来了知识与快乐。我的人生走过了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每当忆起这段故事经历,心里倍感亲切与温馨。
( 退休教师钱新华2015年12月6日撰于麦园田间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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