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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这副古意盎然，文气十足而又分明透着现代气息和科学精神的楹联,是吴汝纶先生创办桐城学堂时拟的，如今就镌在这所有着百年校龄的学校——桐城中学的大门两侧。
在吴先生墓前，我默默伫立，思绪如潮。掠过百年时空，呈现在我面前的是晚清的颓败，国家的积弱，列强的欺凌，以及新旧思想的碰撞与融合。生逢其时，吴先生是不幸的，然而也正是这种不幸，使他避免了一个封建文人“学而优则仕”的普通命运，转而成为一个废旧学、兴新学，力主科教兴国、力倡全民教育的有识之士。中国从来就不缺官僚，缺的是独立的思想、大胆的变革和不断的维新。
吴汝纶先生作为一个在科举道途上一路顺风的旧知识分子，设若不是身处一个激荡的时代，很难想象他会打出废除科举，兴办新学的大旗。回顾他六十三年的人生历程，用“忧患”两个字来概括似是最恰当不过。
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吴汝纶出身于安徽桐城一个清寒的私塾先生之家。同年，鸦片战争爆发，给本就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以致命打击，更给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亿兆百姓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吴汝纶就这样生于忧患，长于忧患。作为一个读书人的后代，作为一个以文章名天下的桐城派后裔，所幸的是他自幼聪颖过人，博览群书，早著文名。他最尊崇的是前辈乡贤姚鼐，在那棵高大的银杏树下，他不止一次庆幸自己“生于桐城，自少读姚氏书”，那部《古文辞类篹》他反反复复不知研读了多少遍。同治二年(1863)，他以县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次年中江南乡试第九名举人，又次年，入京会试，中第八名进士，被录用为内阁中书。可谓是少年登科，一路绿灯。曾国藩奇其文，爱其才，硬将他从内阁调出，留在自己府中作为幕僚，参赞政务。
还在江南乡试时，曾国藩阅卷，便看中了他的文章，断言他将会成为桐城的后起之秀。其时，曾氏自署为同城派闻人姚鼐私淑弟子，为当时公认的桐城派领袖人物。吴汝纶身为桐城人，有一肚子学问，写得一手好文章，曾国藩将他收在自己帐下，正是水到渠成之事。为此，曾氏在日记中写道：“吴挚甫来久谈，吴，桐城人，本年进士，年仅26岁，而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异材也。”吴挚甫即是吴汝纶。
在曾国藩府中四年，吴汝纶更加精进，除了帮助曾氏处理日常公务外，还常与张裕钊、黎庶昌等人谈文论史，切磋技艺，一时文思泉涌，著述不断，笔涉经史子集，包罗万象，令曾国藩看了都“咋舌自失，谓尽平生所未知”。在曾国藩的大旗下，桐城派因号称“曾门四弟子”的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等人的努力和成就，而呈现出最后的辉煌。
清同治九年，曾国藩回南，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又将吴汝纶留在自己帐下。转年，吴汝纶出任直隶深州知州，后转任冀州。在深州任上，他大办教育，常常亲往深州书院为学生授课，使“民忘其吏，推为大师”。在冀州，他引水开渠，利农桑，便商旅。他还大力整顿治安，清理狱讼。一步一步实现着他富国安民的政治理想。
然而清政府的腐败已不可救药，一个书生，只能出污泥而不染，却难以挽颓势以回天。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决定弃官治学。恰好，光绪十四年(1888)，张裕钊转任江汉书院教习，莲池书院山长出缺，吴汝纶便找到李鸿章，要求辞去官职，接任莲池书院山长之职。
李鸿章也是爱才之人，吴汝纶是他治下能吏，如何舍得放他归山。无奈汝纶去意已决，当即上了一道辞呈，称病乞休。光绪十五年二月，吴汝纶正式出任莲池书院山长，开始了他教书育人，修身治学之路。远离腐朽的政坛，执起小小的教鞭，他心情舒畅。在给朋友的信中欣然写道：“此间书院园亭之乐，全省所无，弟以冀州易此，真乃舍鼠穴而归康庄也，此近日一胜事耳。”
在莲池书院，他的名人效应显露无遗，各地学子纷纷前来求学问教，就连日本的中岛截之、野田多内等人也远涉重洋，前往保定拜师受业。时人这样记述：“西国名士，日本儒者，每过保定，必谒吴先生，进有所叩，退无不欣然推服。”
在与外国学人的切磋交流中，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他深切的认识到科教兴国的重要性，“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古老的“四书五经”已不再是治世法宝，靠“八股时文”也不能取尽天下有识之士。忧患之后的沉思，沉思之后的觉醒。他一再撰文呼吁：“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非废科举，重学校，人才不兴。” “今方开倡西学，必以算学为开宗明义第一章。”“学堂之中，要尽量减少中学课程，增加西学课程，西学除博物、理化、算术、政治、法律以外，则矿山、铁道、税关、邮政数事为最急，海陆军法、炮工、船厂次之。”
在主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同时，他与留英归来的严复结成了好友，欣然为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作序，以扩大严氏译著在国内的影响。《天演论》中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进化论观点深深震撼了当时的社会，洋务救国，维新图强，一时成了国人的共识。然而戊戌变法失败了。吴汝纶再次感到深切的悲哀和失望。光绪二十八年，已逾六旬的吴汝纶决定南归终养，吏部尚书张百熙却登门拜访，请他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京师大学堂是要办成新学的，这正合了吴汝纶的教育思想，于是他提出要出国考察，学习国外的办学经验，张百熙慨然答允。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一日，吴汝纶率队出访日本，考察学制。在日本，他受到了明治天皇的接见，各界名流对他的到来更是欢迎备至。他在长崎、神户、大阪、西京、东京等地，考察了各类学校，并与日本学界人士进行了广泛交流。
三个月后，他起程回国，对于在中国开展新式教育已有了整体思考，但清廷已令他彻底失望，他终于没有回京，而是取道上海，直接回到故乡桐城。在家乡，他一面将日本之行写成《东游从录》，一面开始实践他的办学思路。他撰写了一系列办学宗旨：“全国各省、府、县都要分立大、中、小学堂”，“一县不可止立一学，各乡皆须立学”， “普国人而尽教之，不入学者有罚”……
桐城学堂就是他的实验田，除了延聘当地名流出任堂长教职处，他还从日本请来了早川东明为外籍教师。并亲笔撰写了那幅著名的对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并提匾“勉成国器”。
学堂办成了，然而忧患之中，吴先生却积劳成疾，于光绪二十九年新春正月阖然长逝。
其后不久，新文化运动发起，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桐城派作为古文流派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珍贵的一页。当我们缅怀历史，回溯中国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生发与存在的轨迹的时候，从戴名世到吴汝纶，其间千百文人，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建树，他们的功过得失，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文章之邦的桐城，那文庙角檐上的风铎，依然叮叮作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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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4 23:17:34
发表于 2009-4-5 13:4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