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年代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

二三不懂

极端年代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

2015-05-07 冉云飞 冉氏艺文志


冉按：我一直很喜欢《美丽人生》与《我是山姆》两部电影，这两部电影都表现了爱特别是父爱的伟大。前者是父亲在集中营里每天面临生死考验时对孩子的爱，后者是自己智商有限，只相于当七岁儿童的父亲，如何陪伴聆听自己的孩子，给自己孩子以深深的爱。



我们有很多人说自己忙，要养家糊口，我认为说的都是事实。但我们一些人只不过是拿自己忙，来作为借口，因为有些有钱人以及既有钱又有闲的人，都说自己忙，只不过因为关爱孩子的排序，并非他们表面所说的排得那么靠前。如果你认为一件事情重要，那么你一定舍得花心思花时间在这上面，因为只有时间不会撒谎。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是极端年代，生产生活很多方面受到不少破坏，至于说读书教学，自然也不能例外。就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也有像《美丽人生》、《我是山姆》电影中的父亲如范福潮之父，花费很大的精力，自编教材，来使自己的孩子免受彼时意识形态的荼毒。今天所刊发的这篇文章，原题《文革中教育自救的样本：读范福潮〈父子大学〉》，首发于我在腾讯大家的专栏。如今易为今名，全文刊发于敝公微。从这篇文章里我们不难看出，教育自救，家长们可以做些什么？别人在极端年代尚且如此做教育自救，我们现在的家长岂甘落后而不能有所作为？2015年5月7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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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荒唐与灾难，只要稍有常识的人，就不难做出自己的判断。我由于研究搜集1900年至2000年之间的语文教材，因此对文革的语文教材，特别停课闹革命部分恢复上课后各省的语文教材，有一定的了解。

故我曾公开说过，虽然读了不少文革的史料，看了一些中外学者的研究，但我最想写的却只有两个题目，一是《文革中的告密运动》，二是《文革时期的语文教材》。但这两个题目虽惬我意，但真正要用充足的材料及证据写出来却并非易事。 由于文革时自己处在青少年成长阶段，现在有一些人回忆自己文革经历时，难免因为怀念青春的短暂而有美化之嫌。但我也承认再荒唐的年代，都暗藏着一些美好的细节。我早年读流沙河先生《锯齿啮痕录》等回忆录时，看到他在文革中给儿子编课本的事，便铭记甚深。后来得读史学家李埏、李伯重父子的《良史与良师：学生眼中的八位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李伯重回忆其父李埏先生的《父亲把我培养成材——深切怀念先父李埏先生》一文里，其中有一节“我的大学”，提及在文革中他成了父亲唯一所教之学生的事，也给人印象深刻。但只有读完范福潮的《父子大学》，才真正再一次唤起了我对文革时期家庭教育的注意。

早年我曾买过《南方周末》，后来《南方周末》赠送至今，但我一直不曾注意到其上的专栏作者范福潮，说来真是奇怪。这只能说明一个人再广博的阅读，在浩瀚的知识与众多读物选择面前，要相互遭遇本身就需要一点因缘。首先我要说，四九年后接受教育的人，文章里没有“解放前”、“解放后”这样的词汇，本身就有一种知道什么样的语言，会影响自己思想表达的自觉，这在范福潮《父子大学》、《书海泛舟记》（其所著《清末民初人物丛谈》已购待读）二书中有很好的体现。不要小看这样的细节，以为这是作文时的小道，连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有非常清通之认知者，依旧有“建国前”、“建国后”这样类同于“意识形态复读机”的下意识用语。作为1957年出生的人，范福潮有这样的自觉可算难能可贵。 但范福潮有这样的自觉，应算是他父亲对其良好的家庭教育结出的硕果。范福潮下乡当知青后，也想像许多人一样通过招工、病退、推荐上大学等，离开乡村。一次他有个初中同写了一部小说《使命》的提纲，充斥着意识形态编造，想与文字功夫较好的范福潮一起合作，以便出版，好找工作，甚至能藉此推荐上大学。范福潮开始不同意，后来经不住同学的软磨硬泡，准备给其写，与其合作，权当一次“敲门砖”。范福潮的父亲知道后，非常严厉地批评他，“文人一旦把文字当成敲门砖，非堕落不可”，“作文只为先意承旨，写书只为阿世进身，文学亡矣”（《父子大学》P209至211，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凡不标明书籍及出版社，只注页码皆指此书）。彼时如此清醒独立的父亲，还这样教育和要求孩子，在神州大地上不说绝无仅有，但百不存一，是可以想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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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开始推荐上大学，范福潮下乡的生产队长让其争取表现时，他的父亲给他泼冷水，让其不必要去上那个所谓的大学。“念大是为了治学问。现在的大学都是搞运动，教授挨批斗，全下放到五七干校了，很多书不许读，满校园都是大字报，没一点学术气氛，能学到什么？你若真想念大学，而不是为了一张文凭，就跟我念吧。你选一门专业，我跟你当老师。”（P146）上大学当然不仅是为治学问，但范老先生在文革那种反智的年代，坚持自己清醒的认知，并付诸实践，不让自己孩子去钻营那种一看就是官方所编织好的笼子，实在是难能可贵。当然，前提是他从小就将自己的儿子范福潮，按自己的理念培养成不受彼时意识形态所左右的孩子，不然的话，他这种做法完全会被自己的子女告发，而因此吃尽苦头。

我常说，一个人真爱一个人，只有一个一见而知的标准，那就是舍得花时间，因为只有时间不会撒谎。范老先生五十二岁时得幼子范福潮，爱之逾恒，但并非溺爱，而是肯花时间陪伴他。花时间带其子外出拜访友人、钓鱼、登山、买书等，更花不少时间教其读书——因为他以前曾是大学、中学的老师——七岁起日课为《千家诗》、《幼学琼林》，诵读《唐宋诗举要》、《古诗源》等。到了十岁，其父以《初学记》作为国文教材，其教法比较有特点，随手记下生字、语词，接着是查字典、注音、释义，依叙事、事对、赋、诗、赞等循序渐进，两礼拜一卷，不懂即问，终一岁而毕。次岁则日读《四部精华》八页。十七岁就开始了一个老师一个学生的“父子大学”。“父子大学”先讲“朱子读书治学法”与“文史书目举要”。由于儿子想学中文、历史两门课，于是父亲便拿一周讲中文，课本是《诗经》，参考书是许慎的《说文解字》与王力的《古代汉语》；一周讲历史，课本是《史记》，参考书是崔适的《史记探源》与翦伯赞的《中外历史年表》。

试问，今天相对有一点自由的时代，有几个父亲能做到如此费神用心？我时常觉得自己在家中教孩子古诗文，做得还不算坏，但与范老先生相比，差得实在太远。 如果你看了他这样的教法，以为范福潮的父亲是个硬灌而不懂教育心理学与方法的老骨董，那就大错特错了。春夏秋冬父亲得闲时都带他玩，如春天他们到乡下，“我们坐在地头歇息，父亲和农民聊天，谈天气，谈雨水，谈去年的收成，我和农家孩子在绿油油的麦田里疯跑。这一天对我来说，才是春季的第一天”（p34）。范老先生自然也深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也暗合如今比较流行的学习美国自然文学的理念，即在大自然里学习，这样才会使生活与教育发生水 乳 交 融的化学反应。范先生在带孩子游赏姜太公钓鱼处后，孩子依旧不餍足，还要与同学外出游山玩水时，他说：“山水草木，人情世故，游戏玩耍，生活百态，都是书，有字书易读，无字书难读，能从无字处读出书来，才算不隔”（《书海泛舟记》P11，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这段话比较有见地，远非那些对文字之崇奉迂执到胶柱鼓瑟者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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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读书时范老先生既有要求，也有因势利导，如范福潮与李牧师的女儿发现一个地方有许多书，他抄了一个书目，其父就在书目上写了一篇短序，以资鼓励。序的开篇即说：“人生短暂，能读到的书有限。若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多读书，读好书，就得熟悉书目”，真会读书的人，当自然知道熟知书目、版本及相关文献的重要性，可谓一语而收获读书之钥匙。“儿自幼喜书，九岁既知抄书目，用心勤苦，不输古人，真乃读书种子也”。

至于范老先生如何教其孩子读古诗文的，我认为有如下几篇值得父母与孩子们重视——《巧读〈诗经〉》、《参读之法》、《解〈西厢〉》（以上见《书海泛舟记》）、《〈史记〉读法》等篇章，可资借鉴参考。 文革时期许多青少年到处贴大字报、串联、抄家乃至武斗，城市里呈现一种闹哄哄的无政府状态，范老先生心怕自己孩子受害受伤，于是他坚持在家中课子。孩子即便外出，大多也是父母跟着，这对小孩自然是一种约束，难免心有不满。但范福潮似乎的确是天生的读书种子，那骨子里的爱书劲头，的确罕见，不仅在《父子大学》里频现，更在《书海泛舟记》里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文革闹革命后恢复上课，发下来的课本不是毛泽东的语录，就是他的文章与诗词，再者就是样板戏与忆苦思甜文字，满目的阶级仇恨与意识形态灌输。范老先生看后叹气不已，就让孩子不到学校去了，并说：“若是像你们现在这样上学，不光什么知识都学不到，反倒染上一身坏毛病，无礼、暴戾、虚假、狂妄，……儿子，你还小，社会上的事，我给你说了，你也不懂，要是不说，我就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养不教，父之过’，将来死了，我都闭不上眼”（P74）。

即便在咨询相当发达的今天，范老先生依旧是少有的能坚持自己理念的人。中国的父母只知道所谓的适应社会，很少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来教育孩子，他们的口头禅是适应社会，羊随大群不挨打。 父母对孩子的爱，不是你成天挂在嘴边如何爱他，而是贯穿在具体而微的细节中。越教到最后范老先生病情日笃，但范福潮毕竟是贪玩的年龄，如与同学晚上去看电影，就没能上课。回家后他母亲告知他，“昨天你爸准备了一天，你回来晚了没上课，今天准备了一天，又讲不成，你爸是病人，下这么大功夫教你念书，你太不珍惜了”。母亲的爱就是不一样，把爱孩子与理解丈夫，结合得近乎天衣无缝。“明天我替你去上班，你爸要给你补这两天晚上的课”。当儿子说明天要到钢管厂拉板条，等轻松了再替他时，母亲又说：“我和你爸说好了，你不让我去，他会以为你不愿跟他念书呢”（P172）。不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而是在非常时期能有这样的父母，在偌大的中国恐怕没几个。

范老先生古典功夫湛深，晚年得子，慈爱有加。但爱而有规矩，这并不容易。他当然希望孩子多读经史子集的经典，但说部类的东西，有故事，多悬念，富想像，很容易俘获孩子的心，孩子读了，他也并没有觉得是大逆不道的事，这就是爱与规矩的平衡与弹性——1968年范老先生被关进牛棚，范福潮无所羁绊地读了不少“公案”与“演义”，父亲知道了也只是让他收心而已，而非责备——这就像范老先生父妇俩倡导节俭，却也不吝让孩子出去走走见世面。如《书海泛舟记》里的《定军山》一则，说得夸张点，可谓之“千里追书记”。范福潮借了孙叔叔的书《亚瑟王之死》，而他人又将此书借去，不能按时归还，且人与书远在阳平关。于是其母给他十元钱，他就背上“上山下乡干革命”的红字军绿挎包前往。后来找到借书的“二哥”，总算准时归还了借书。范福潮将此事写给在他湖南二姐家暂住的父亲，其父以一首诗来对此事加以调侃：“谁言蜀道难，一夜阳平关。不追亚瑟王，怎到定军山？”（《书海泛舟记》P56—58）如果你是家长，在这样的细节中看到了什么呢？在我看来，一为满足孩子外出旅行之癖好，二为培养孩子的诚信意识。把钱花在这样看上去并非多么了不起的急务上，有家长或许认为范老先生夫妇过于纵容孩子所好，实则大谬不然。 我曾经说过，如果家长没有被损害自己及孩子权利的观念所愚弄，只要他们愿意在孩子身上花时间，倾注心力，中国教育的问题就能解决一大半。

可惜的是，有不少家长习惯于相信官方说辞，要么放弃了作为父母在教育孩子时的权柄，要么滥用权柄。我们不必去安排子女的生活，但作为父母不能影响孩子的价值观，那未免是将自己的权柄弃置不用。但请你注意，这不是武力胁迫，言语轰炸，而是身教胜过言传地告知孩子，什么是值得学的，什么是不能去做的，哪怕是一看上去就能带来好处的，也不能去学。如范老先生之反对孩子把写文章当作敲门砖，反对去读那种毫无含金量充斥着意识形态“红字”的工农兵大学。父母的爱与影响，不是你的硬性规定，而是潜移默化的效果。如果不在这方面下功夫，那父母在我看来就没有尽到相应的责任。

文革可谓乱世，但就是在这样集体反智，乌合之众放弃自己的思考，成为他人思想跑马场的时代，犹有这样的父母如此负责，使真正的文化浸润到孩子的心田。这就像你看了电影《我是山姆》里这样的智障好父亲，再看电影《美丽人生》，在集中营里，每天受到死亡威胁的父亲如何给予孩子充足的爱、保护他不受伤害一样，我们这些在相对正常时期之为人父母者，不觉得惭愧吗？你智商正常，收入不错，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宽松时代，却拿出万般理由，不陪伴孩子，不愿意在他们身上花时间。更要命的是，却无时无刻不在嘴边挂着“我是爱他的”之口头禅，以掩示自己爱之缺乏行动与质量。 我很喜欢如沐春风的教育方式，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熏染，润物细无声大约也就是这个意思。那些教育者自己都做不来或者都不准备实施的说教，除了平添说教者的虚伪与不懂教育外，实在不能让人看出其中的好来。《傅雷家书》教了不少欣赏文学艺术乃至如何做人的方法，但在具体要求及言行上，于我看来太过严厉；萧乾父子的《父子角》平等温馨，但较少谈及读书之法。倒是范福潮的《父子大学》、《书海泛舟记》里能兼得实在的生活及读书技巧，又能得爱的温馨浸淫，不失为一本变相的教子佳作。在这个充满着许多纠结与诱惑的时代，父母之爱，如何尽量给孩子安全感，是一门大学问，《父子大学》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迪。 2015年2月3日至4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