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枞阳

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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枞阳腔

　　无论是孤寂的乡野还是溢彩的都市，凭借那一口枞阳腔，枞阳人都不会与“他乡故知”失之交臂。

　　但是，真正的“枞阳腔”，却并非专指我们想象中的枞阳方言——它本是明清之际源于枞阳的俚歌俗曲，或曰地方戏曲的一种。在今天，我们已无法领略舞台上“枞阳腔”的风采，但我们可以肯定，它一定饱含枞阳人情感的倾诉，一如越剧的缠绵与悱恻，秦腔的高亢与苍凉……

　　历史流泄着，“枞阳腔”湮灭了，再对其咬文嚼字，也不再有多少现实的意义。我们还是从众随俗，望文生义，让“枞阳腔”等同于枞阳方言，枞阳土话，以便更多的枞阳人轻松地凭借直觉，打破时间与空间的桎梏，无拘无束地情感相拥。

　　语言学将现代汉语分作八大方言区，枞阳方言隶属最广大的北方方言。事实上，我们操持的枞阳腔与普通话的差别，语音为最，谴词次之，并不涉及多少句法——这应该是一种骄傲，因为它昭示着枞阳与中原文明的贴近，也与枞阳历史上曾有过的文明高度密切相关。今天，留存在枞阳方言中的许多独特用语，其实质则为丰厚的文化底蕴：我们称聪明人是“有金魏”，称争论为“辩子曰”……不难想象，在昔日的枞阳，无论是《百家姓》这样的蒙学课本，还是《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都会拥有不低的普及率。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枞阳也是闻名神州的“文章之府”。但值得我们奇怪的一点是，无论是昔日文言形式的“桐城派”经典，还是枞阳作家白话形式的戏曲作品，我们都很难找到枞阳腔的蛛丝马迹。钱澄之，阮大铖，方苞，姚鼐，刘大槐斗……这些出自枞阳的文学大师，作品竟无一例外地不着一丝枞阳腔痕迹——这同样无须责难，这些枞阳的骄子，他们的语言，一定是流利的官话与京腔，也具备时代的“先锋”与“前卫”。

　　枞阳腔的影子，晃动于另一类年代较远的白话古籍。《金瓶梅》中兰陵笑笑生的叙述，在拉近他与我们的距离：西门庆口袋瘪了，便令小厮“家去讨五钱银子”；潘金莲醋劲上来，会把情敌的信物“扯得稀烂”；形容不雅观的童年，也是一句“卵袋拖堂灰”……《金瓶梅》堪称语言学上的丰碑，但这座丰碑，送与让我们的只有疑惑。因为在这里，一种时间的距离消失了，一种历史的停滞又是如此明晰。语言学家说：方言是语言的化石。我们的枞阳腔，是否正是这样的化石遗存？

　　真正的悲剧正在这里——当我们直面不绝于耳的枞阳腔，遥望遥远的语言等高线，你不能不这般痛苦地猜想或回眸相望：枞阳人有过悠久的辉煌，枞阳人更有辉煌后的数百年呆立！


枞阳人

　　习惯逐水而居的远古人类，选择了濒江怀湖的枞阳。4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生息在江淮大地，无数的足迹留在了枞阳：他们的石器丢弃在钱桥，他们的青铜器遗存在横埠，他们的长眠之所选择了旗山…… 枞阳人的历史虽是久远，但格外清晰，格外厚重。

　　远古时代的枞阳人，既非严格意义上的“炎黄子孙”，亦非习惯所称的“黎民百姓”。《中国通史》称：中华大地远古的居民，中部地区为炎帝族，居住西北的黄帝族打败炎帝族后取而代之。南方为蛮族，东方为夷族，江淮地区的淮夷为其一支。但淮夷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影响深重。《吕氏春秋》载：“禹娶涂山氏女”，涂山氏是淮夷的一个部落，禹与涂山氏联姻，是夏、夷二族结合的重要标志。黄炎夷三族联盟融合后，组合而成一百个氏族，统称为“百姓”。古书称所称的“百姓”，相对于“黎民”，二者有着明显的贵贱区别。金文“民”字为衣不掩体、足上挂械之象形，所谓“黎民”，本指南方蛮族中九黎族俘虏。枞阳人，那时应该属于“百姓”。

　　但枞阳人的这一氏族构成，随着历史的进程改变了。改变构成的最强大的动因是战争——战争最直接的结果是流民。由流民成为枞阳人的，大多来自中原地区。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多数战争，一般都以“逐鹿中原”的程式进行。战争中的中原流民，流向常常南则至长江流域，很少再至“南蛮”地区。南北朝时，战乱频仍，此时的枞阳县内一度侨置阴安县。所谓侨置县，实质为临时难民营，用于集中安置同一地区的战争难民。历史上的阴安本邑，在今河南省。晋、宋侨置阴安县的目的，除了管理北方侨民，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显示其政权的正统。但这场战争，持续将近三个世纪，这些侨居枞阳的北方流民，自然融为了枞阳人，极少能如愿回归故里。除战乱外，由其他方式融入枞阳的依然不少。如枞阳阮氏，即于唐代由陕西迁入，后繁衍成为枞阳大族。

　　自隋、唐时起，诸多枞阳人闪亮于丹青史册。但枞阳真正人才辈出的时期，则在明清。明中叶以后，枞阳学术大兴，学子云集。清康、雍、乾年间，桐城古文派崛起。这一文派，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长，皆为中国文学史所仅见。据《桐城文学渊源考》载：有所成就的桐城派作家达600 余人，多为今枞阳、桐城、怀宁、宿松等籍。但纵观这一文学流派的发端与兴衰，最具影响的作家仅为7 人，即致力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的“先师”——方以智、钱澄之；力促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形成的“三祖”——方苞、姚鼐、刘大槐；中兴古文运动的“后学”——“桐城派后起之秀”吴汝纶、“桐城派殿军”马其昶。除马其昶外，其余6 人均出自今枞阳县境。

　　枞阳人创造出最辉煌成就的时期，县名恰恰未冠以“枞阳”二字。枞阳历史上，最早具有行政建制性的，是见于西周时周天子分封的宗国。西汉置枞阳县时，扩大了宗国的范围，将今桐城（西周时的桐国）纳入其中。其后历史沿革中的枞阳，所辖区域大致如此。唐时，枞阳县易名桐城县，1949年分桐城为桐城、桐庐二县，后改桐庐县为湖东县，1955年5 月复改湖东县为枞阳县，所辖区域大致等同于西周时的宗国。

　　新中国的史册上，众多枞阳人的名字熠熠生辉——杰出的外交家、军事家、艺术家黄镇，“中国计算机之父”慈云桂，著名美术家朱光潜，哲学家方东美……但当代最杰出的枞阳人，还当首推章伯钧。青年时期，章伯钧离开家乡，奔走海外，致力于中国的民主与革命。建国后，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对中国民主进程深刻而独特的影响，当代中国罕见有人能望其项背。


枞阳谣

　　旧历丁卯年（1807年）冬，姚莹经贵池渡江回乡。船至枞阳，但见“粮艘皆泊江口，满河桐艚鳞次云集”，家乡一派丰熟景象，顿让姚莹“心极喜之”。他遂“以小舟逶迤其间”，然后由菜子湖而上，惬意归家，途中再见“四周围屏障，一镜涵天”，“烟日明蒙，荡漾红碧；渔人缯网，历历如画。”――这便是姚莹的《枞阳谣》，也是他《识小录》中最具情感的一篇文字。而这一年，正是姚莹高中进士的前一年。热血的年龄，横溢的才华，但此情此景，姚莹的记述却并无宏制华章，他记起吟唱并悉数录入文中的，只是明人张煌言的两首同题《枞阳谣》：“八尺风帆百丈牵，枞阳湖里去如烟。江南米价秋来长，喜杀桐艚卖稻船。”“沿湖下网荡湖船，网内纤鳞锦样鲜。灯火湖光儿女笑，鱼秧种得不须田。”张煌言的《枞阳谣》，均收录于《明诗综》中。张煌言对“枞阳湖（菜子湖）”情景的描述，虽不能与崔颢之于“黄鹤楼”相比，但姚莹对张《枞阳谣》的推崇感，似乎远过于李白之于崔公。

　　姚莹生当鸦片战争前后，诸多仁人志士，凛于民族危亡亟谋挽救，举国学术风气为之一变。先生与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张穆等开风气之先。魏、龚讲“公羊学”，以微言大意，变烦琐考证而归之于经世；张穆等出于时势之需，研究西方地理；先生与林公力主抗战，声应气求，以言论、功业，尤为人望所归。姚莹先后任平和、龙溪、台湾、武进等县知县，后由林则徐等推荐任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与总兵达洪阿一道，屡次击败英军，后为投降派中伤，被贬官入蜀。

　　姚莹贬官入蜀居康定时，其读书随笔便是《识小录》。当时，他还写有《康车酋纪行》等书，以及《葛玛兰厅志》、《英俄构兵记》、《岛夷图志》、《海运纪略后编》、《俄罗斯方域》等。姚莹博洽多闻，《识小录》博而不杂，旁及经、史、子、集，言旗制，言形势，言通商，言兵额，言财赋，言漕运，皆兵农之要务，亦时势之使然。其心胸开阔，识见高远，至今依旧令人感慨。

　　纵观姚莹的一生，远非“坎坷”二字了得。在国难日重的时代，姚莹最为弥足珍贵的，便是他对国是的不遗余力，对人民幸福美好的关注倾心。《枞阳谣》让他念念不忘，也许正是人民的“喜杀”， “儿女”的笑容。他在《识小录。枞阳谣》中写道：“读此诗，恍见故乡风景，而辗转不归，为之怅然。”情愫庄严的乡景，永远不变的人民――《枞阳谣》不一定是空前绝后的诗章，姚莹决然是一个伟岸的读者！


编辑按语：

　　桐城派文名显赫，而枞阳之名对很多文学爱好者来说，却显陌生而遥远，通读此文之后，也许以后再提及桐城的时候，脑海里立刻会不由得浮现“枞阳”二字。

伯伯的纳乌

做个骄傲的枞阳人

梦洁

做个自豪的枞阳人，做个地道永不变味的枞阳人

海阔天空

引用第2楼梦洁于2009-02-09 10:53发表的  :
做个自豪的枞阳人，做个地道永不变味的枞阳人

杨子

这么自信 好样的 要赚更多的钱和荣誉！！

婺源人家

很好！枞阳的门户。

企人忧添

枞阳人有过悠久的辉煌，枞阳人更有辉煌后的数百年呆立！

滨江松

做个有志的枞阳人!     

幸福

    

也算好人

写得很好，但没有实在内容，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