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态的当代心脏
——明星们的“肢体行为”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时代，九十年代是实用主义时代。正如余杰说：“我向往80年代，我最大的遗憾便是没有搭上80年代末班车。”在90年代我们充斥在欲望和名望的名词字眼里不能自拔，当实用主义指定着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的行为被缚言听计从，在名的作用下我们丧失了做为“人”的尊严和思考习惯，而拒绝和背叛禁忌在我们的知性语言行为习惯。道德这种“原罪恶”指控下迫于我们对它进行褒奖与赞扬。文化人在它面前丧失本有的免疫力，他们极力的利用知识陪衬“道德体面”，但这种体面会让文化人陷入本身带有的道德危机。在形式上“画栋雕梁”本身里的内涵却是“鸣锣开道”为自己知名度开道。杜威说：“在今日，一种真正自由与解放，而不是道德主义职业训练。“如果在道德边缘上，漠视文化主体，那么病态的职业道德只是“美曰其名”，也在颠覆着文化人“良知”的伤疤。
欺骗和谎言玩弄着自己，也玩弄着别人，这种感知的玩弄，像在玩火自焚。
背叛是双剑刃。良知的背叛拥有真理的背叛，拒绝虚伪生存法则，在专制与暴力里选择自我冲突，这是明知见性的背叛。反之，泛滥的道德背叛，这种背叛不是在阴暗的集中营或空旷的刑场上，却是伪道德自谕里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行为病态语言。
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个头条：歌手满文军涉嫌聚众吸食摇头丸被捕。
在当代演艺圈有人扮演“神”，有人扮演“妖”。明星们大宛们在金钱和知名度的装饰下个个“明眸善睐”，但他们的私生活“放荡”而空虚。他们职业的伪装下像是不食人间烟火，但他们是不安的群体。安全导致他们不安，不安的行为语言，不安的私生活。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寻找空虚里“化学刺激”和“灵感的语言符咒”，有这样获得新的行为代言与灵感感知。然而，“化学刺激”纯粹自欺欺人弱智表现。明星是“标榜”的群体，吸食摇头丸之类的毒品，也就失去了做为“标榜”的影响效果。纯粹“行为语言”里他们丧失了一个明星的“职业道德”，同时也丧失了“标榜”群体的行为语言。明星们的吸毒事件，也是这些“标榜”群体们的阴暗的生活观，“轻”与“重”的选择丢失了道德的中介原则。空虚必然导致颓废，颓废的生活现状必然追求“瘾君子”“虚化”的感官需求，超乎本真感性幻觉。
一个成名的明星在拥有金钱和知名度之后，在轻与重的取舍之间，丢失了轻的超脱，重的平静，也就丢失了“虚幻”之外宁静的心灵。“化学刺激”能表达着瞬间快感，在快感中寻求空虚的感官。但快感只是快感，快感解释不了本真状态的迷失。帕斯卡尔说：“人之成为疯子竟如此不可避免，以致疯到以疾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来证明自己没疯。”以毒品和性呼唤着“语言的符咒”便是末流明星们“自编自演”自欺欺人的把戏。演艺圈里的明星们之乎所谓的“江郎才尽”后便拿起“毒品”自慰地告诉他们的影迷歌迷们这就是“语言的符咒”，生命真是愚昧和可笑，恰似一篇卡夫卡小说。
当明星们在光鲜衣着伪装下臻首娥眉。然而，衣服装饰不了气质，阻止不了在“摇头丸”的驱使下失去本真的内涵。衣服只是衣服，衣服遮不住“犯罪”的证据。明星们在暗房子里度日如年。职业地的不合理性导致他们的生活不能和正常人一样浅斟低唱。在整个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空虚而麻木，他们就以“毒品”所受感官体现出抽象的符咒，谛听一切的具象、信息和感受，全部融合在符咒之中。如金斯堡在《嚎叫》里说的：“我看见这一代的精英毁于疯狂，饥肠辘辘赤身露体歇斯底里，拖着疲惫的身子，黎明时分，晃过陌生的街区寻求痛快地注射一针。”伯勒斯和金斯堡在“垮掉的一代”里提倡远离毒品，他们纷纷撤离，而中国这些文化人自甘堕落在道德禁区里回头三盼。
明星们在个人崇拜的氛围里，他们在不安情绪下躲避欺骗，他们没有安全感，在黑房子享受个人自我安慰。在躲避过程里带来了自我麻痹与空虚，他们不得不寻求化学刺激，寻求自我麻痹的“攻心策略”和玩弄自己那套“虚幻”感官呻吟，把“语言的符咒”作为最后一道“自说其圆”的语言堡垒，陶醉在“毒品”的幻觉里，以空虚和符咒的幌子下装裱“声色犬马”病态的精神思想。
我常常想，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种生活不是畸形的比较，汹涌的****，焦灼的心态，美妙的白日梦，决心和誓言，奔波和疲惫。当现代人在“疾快”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也已经身心疲惫。疲惫不堪的生存状态导致了空虚和犯罪。在社会进程日新月异的今天“快速”的生活节奏敷衍着生活的本质。当不安的生活状态腐蚀着生活的恐慌。明星们在自我解嘲吸食“毒品”，他们在嘲笑自己。一面在自我陶醉煽情，一面如痴如醉的毒品陶醉。这也直接说明了他们的生存状况的恐慌和焦灼。昆得拉在《生活在别处》里说道：生活并非在别处，也不是彼岸。生活在现存的生活本体存在焦灼的空虚。罗伯•格里耶说：“我们永远也走不到彼岸，永远也升不到‘类’。”罗伯•格里耶只是表达着思考生活另一种表叙。但理想生活与现实生活完全脱离的时候，毒品间接填满了“空虚”生活手法，信仰和理想在空虚里无地之容、也丢失了灵魂的尊严。堕落先于生存隐匿在黑暗的酒吧、卡拉OK厅；空虚是他们疯狂、毒品化学堕落先于他们生长在“死亡”病体里。实质的生活离我们越来越远，那就是生长在黑暗中，而这个黑暗有是种堕落。生活在毒品的刺激下，疲惫颓废正在来临之前，毒品的侵蚀着他们阳痿般躺在黑暗角落里呻吟。卡夫卡说过：“生活叫作：量身与生活之中，用我们在其中创造了生活的眼光看生活。”
“大宅门”里的明星私生活偷偷吸噬着“摇头丸”，深味荒谬的卡夫卡想不到这些；衣着光鲜的明星们在舞台上出尽了风头，而他们的私生活却千夫所指，扛着“道德大旗”的张承志作何感想。愚昧和可笑还在表演，作秀的明星们的表演更精彩，更有戏剧性“职业”操守。一群群找他们签名的歌迷们影迷们你们作何感想？一切都预先被原谅和认同，一切都被愚昧和可笑允许着，我们还能表达什么？思考什么？花季少男少女崇拜在“抚首弄姿”帅男靓女舞台上“精英”们，我们的崇拜和标榜却少地可怜。
匮乏不是靠赠馈施舍的，缺席不是靠参与来认同的。道德的认同不是靠一篇文字进行褒贬；犯罪的泛滥也不是靠道德的重建来确立。维持当代心脏的是灵魂的叙说，在空虚的灵魂腐蚀下我们采用一种静观的方式，而不是毒品介入。毒品不是灵感的辅助器，在寻找空虚里迫切的代言。听一首歌，看一部电影，看或听动词结构解构着作者的心灵。诗人布罗茨基说：“当我们阅读一部作品时，我们是在参与他或他的作品死亡。”作品叙说着灵魂，表达着作者立场。倘若创作靠大麻、摇头丸化学刺激，创作的灵魂符咒便失去了本身的抽象意义。灵魂丢失了，创作无从谈起。
如果说80年代所依据的伦理话语和历史话语的溃败，那么90年代或更远则是“堕落的群体”企图以“真理”解释病态的认同。一个歌手、电影明星拥有的感召力、渗透力与影响力远远超过作家和学者。在这样条件下，便有诸多人想挤进这个圈子，只不过那些人只是“滥芋充数”，若想成名，他们不得不寻求商业头脑的制作人，在商业的炒做下让他们确立自己的知名度。然而，这种至高的知名度显得苍白无力。当他们才诘低谷时，借炮制“江郎才尽”创作感观来维持自己的号召力，以“毒品”梦呓着“语言的符咒”，实在是痴心妄想。肮脏的心灵导致肮脏的人格，所谓灵感创作，不过是“小丑登台”笑料把戏而已。余杰说的好：最肮脏的政治，需要最肮脏的心灵去周旋。
写到这里，我想起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在《荒原狼》里敏锐地预见了堕落的社会基础：“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文化，美好与丑陋。只要当两个时代，两种文化与宗教相互交错的时候，一代人失去了一切本来是理想当然的东西，失去了一切惯例，一切安全感和纯真无邪。于是，地狱之门打开了。”明星在道德和名气具在的时候，他们玩起在薄冰上跳舞，但这种跳法有失去的危险。
当刘宾雁跳舞派深入明星们的反叛绝望之美，不规则演绎生命的荒诞，又似卡夫卡；而张承志上坟派无规无矩的寻找空虚和道德禁忌里的刺激。
道德良知的失去，当代心脏堕落和腐蚀，我们的认同里还有什么？还要选择什么？卡笛尔说：“一切历史又是当代史。”我毛骨涑然。 不能要求别人，但可以要求自己。心存善良，不做危害别人和社会的事，演好自己的人生角色。这就是对社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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