枞阳武术与枞阳文化
枞阳文化地域色彩鲜明，有着崇文尚武的外化形式，尊儒敬侠的内在精神。崇文尚武，儒侠枞阳，枞阳地域文化的形成，枞阳武术影响甚巨。一、枞阳武术与起源诸说http://www.0562.cc/data/attachment/portal/201604/23/181910ttc9mr6x4kt1g9r4.jpg 枞阳尚武之风，盛行于枞阳东部地区。这些地区旧时称“东乡”，包括今枞阳县的周潭、陈瑶湖、横埠、钱铺、金社、项铺、白梅、老洲、汤沟、白湖、浮山及会宫等12个乡镇。囿于传统的史学理念，枞阳武术地方旧志不载，民间则一直有“东乡武术”口传。枞阳武术，是枞阳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2013年，国家体育总局将枞阳“东乡武术”列为“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项目”，相关研究开始兴起。枞阳武术的起源，近年来新闻媒体与相关研究者将其大体归于以下诸种：“氏族传承”说。聚居枞阳东部地区的氏族，以章、周二氏为最。据其族谱，章氏为秦朝名将章邯后裔，周氏为东汉名将周瑜后裔。章、周二氏作为名将之后，其武术传承看似顺理成章，其实并不足信。章邯、周瑜为章、周二氏的远祖，即使谱牒的记载可靠，但历史过于久远，对后世的影响力有限。关于“东乡武术”，影响最广的是“三十六名教”。清末的“三十六名教”，指枞阳东部地区的三十六位武术高手，因九华山除暴安良、抗击太平军而闻名大江南北。“三十六名教”的名单，民间传说略有出入，甄别后应该是：章冠鳌、章文甫、章素芸（女）、章南友、章小虎、章胜友、章玉友、周年信、周年芳、周炳坤、周爱西、周小牯牛、王小雀子、王德辉、王再翁、王调署、王凤啻、王正中、王耀典、邓贤美、邓奎榜、邓观凡、吴怀川、吴忠珠、吴名川、谢依俊、谢济美、陆蛤蟆、孙铁头、沈可怜、蒋连生、金飞锡、朱正大、施江燕、宋魅久、钱西飞等三十六人。http://www.0562.cc/data/attachment/portal/201604/23/181911o5xvjtx8hhtf98t1.jpg “三十六名教”共涉及十五个氏族，分布在今枞阳县的周潭、陈瑶湖、横埠、钱铺、金社等五个乡镇，均在枞阳东部地区（“三十六名教”另一份名单，涉及十八个氏族，但分布地域相同）。“三十六名教”中，章氏七人，周氏五人，王氏七人，吴氏三人，邓氏三人，谢氏二人，陆、孙、沈、蒋、丁、朱、施、宋、钱诸氏各一人。章、周二氏对枞阳武术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从“三十六名教”名单看，聚居在周潭、钱铺境内的王氏，与章氏并列第一，且王氏族谱中的武术记载也最为详细，但王氏没有类似章、周二氏的名将先祖。就史学常识论，宋代以前谱牒的可靠性并不高。枞阳人的先祖，定居枞阳的时间绝大多数在宋及宋以后。自宋而论，“三十六名教”中所涉及的氏族，章氏为宋代宰相章得象的后裔，周氏为《爱莲说》作者周敦颐的后裔。“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枞阳东部的王、谢二氏，正是诗中王导、谢安的后裔。枞阳“三十六名教”涉及的氏族，差不多全是著名文人的后裔，迁居枞阳后弃文习武，“氏族传承”说不能自圆其说。“南北少林”说。以枞阳武术的风格论，有些具有“南少林”的风格，有些具有“南北少林”的风格。一些研究者认为，章氏迁入枞阳带来了“南少林”；周氏迁入枞阳带来了河南少林、湖北武当的武术套路。章氏自泾川迁居枞阳前居福建莆田，可能与“南少林”有某种关系。周氏实际上迁自宜兴，认为其带来“北少林”找不到史实。“南北少林”的风格是对立的，“统一”于枞阳武术，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矛盾。除上述两种起源说外，尚有“保土安民”、“强身健体”诸说。就古代制度而言，土地方面的权属制度相当完备，即便有具体的耕地、山场、水面出现争议，官方亦不允许民间以“丛林法则”自行解决，必须纳入“法制”轨道，终极裁判权属于官方。即便现实中“保土安民”的需要，也不应该为枞阳东部地区独有，枞阳西部地区同样存在，而事实上西部崇文，只有东部尚武。枞阳武术的器械，几乎涵盖了古代所有的杀伤性兵器，“强身健体”同样难以成立。况且，无论“保土安民”说还是“强身健体”说，都不足以解释枞阳西文东武的地区民风差异。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枞阳武术起源，均为近年的推测与杜撰。我的嗣曾祖曾投身大清海军，祖父为地方知名“教师”——课徒授业，文称“先生”，武称“教师”，这在旧时的枞阳十分普遍。我祖父的拳术与械术非常全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常率徒在地方与江南地区“教打”，其言及套路与招式的“起源”，只与传说中的神话人物或著名历史人物有关，根本就不涉及以上诸说。二、枞阳武术与役籍制度根据章氏族谱记载，章氏习武始于明初，这也是对武术“氏族传承”说的直接否定。枞阳东部习武之风的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也是在明代。通常情况下，影响民间风尚的最深刻、最持久的因素是社会制度。比较明代与宋、元的制度差别，最显性影响平民的制度见于“役籍”。中国历史上，明代实行最严格的“役籍乡贯”制度，即所谓“籍贯”。“籍”指“役籍”，“贯”指“乡贯”，与当代的“籍贯”概念完全不同。简单而通俗的解释，“役籍”相当于当代的户口类型，“乡贯”相当于户籍管理地。当代的户口分类是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等，明代的“役籍”则为“民籍”、“军籍”、“匠籍”等。不同的役籍，通常都会从事农业，但承担的税赋、徭役等义务完全不同。民籍承担的是田赋与力役、杂役等，匠籍承担是手工业劳作义务。军籍则承担军役义务，包括治安维护与征战等，是单一的兵役义务。http://www.0562.cc/data/attachment/portal/201604/23/181911enzxjx66cnr6ot68.jpg 枞阳东部地区的氏族，明代是否属于“军籍”，需要详细的“黄册”与“鱼鳞册”予以确认。前者涉及“役籍”，后者涉及地域范围，但国家档案馆及著名院校图书馆均无枞阳的“黄册”与“鱼鳞册”。可信的相关史料，只有氏族谱牒及古代科举资料，或文人笔记。“三十六名教”中，章氏家族人数位居第一。现有的文史资料，可以确认明代的章氏多为“军籍”。左氏同为枞阳东部地区的大族，但“三十六名教”中却无一人。根据左氏族谱，明代的左氏属于“民籍”。“役籍”的不同，明显关联习武风尚与武术成就。“三十六名教”涉及的五个乡镇地域相连，与明代役籍安置的惯例十分吻合。所以，“役籍”是枞阳东部习武风气的重要原因，当然不是唯一原因。三、枞阳武术与军事操术枞阳武术起源与制度相关，其关联性还见于枞阳武术套路、器械与明代军事操术的等同。古代的军事训练，主要为“操术”与“军纪”。所谓“操”，就是“阵法”演练，即战斗队形、进退鼓号和旗语、利用地形地物等等的演习训练。所谓“术”，就是单兵搏斗厮杀技术，包括兵器使用，俗称“十八般武艺”，通称“武术”。枞阳武术的套路与器械，涵盖了古代军事“操术”的基本内容。现存的枞阳武术套路有：单狮门、双狮门、五步、小五步、大五步、小五虎、虎拳、猴拳、飞虎腿、通臂拳、老红拳、新红拳、梅拳、套拳、长拳、洪拳、提拳、腿拳、观阵、八仙、地八仙、六路、三掌、三踏、三炮、双盖、倒拔垂杨、武松夺岭、独立长城、险奔天山、奤子走路、小牛搓痒、摸刀女、甩菜瓜、走趟对打等。武术器械有：大刀、单刀、双刀、长枪、长棍、铁耙、响叉、铁尺、三节棍、九节鞭、梭标、菱角梳，以及板凳花、扁担花、手巾花等。器械套路有：小缨枪、小金枪、行人驮伞、金枪得力、霸王棍、五龙盘狮、八卦棍、中门棍、风筝棍、三枪棍等。而贴壁挂画、硬功、轻功、点穴、回穴等武术“绝招”，只见于民间传说，据称是“失传”。实际上，这些“绝招”都没有军事上的实战意义，枞阳武术中本来就没有。枞阳武术中各种器械，足以满足冷兵器时代的各种军事作战。明代最经典的军事作战阵式，是戚继光的“鸳鸯阵”。一个“鸳鸯阵”，就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团队，共有十二个人：队长一人，盾牌兵两人（执长牌、藤牌），狼筅兵四人，长枪（矛）兵四人，短刀手两人，火兵（炊事员）一人。作战时，“鸳鸯阵”纵队排开，队长居前指挥。盾牌兵遮挡敌兵的箭矢或刀枪，掩护后队前进。狼筅兵既扰乱敌方阵脚，亦可发动进攻。长矛为进攻主力，给予敌兵以致命杀伤。队伍最后是短刀手，防止敌人迂回，从侧翼保护长矛兵。这种阵法，实质上是以团队对付敌方的单兵，敌我伤亡比例达到30：1，据称在冷兵器时代无破解之法。http://www.0562.cc/data/attachment/portal/201604/23/181912z3djp7ua8dl4j7v5.jpg“鸳鸯阵”所使用的兵器，枞阳武术中完整具备。枞阳武术器械，直接使用的是长枪、短刀，只是没有盾牌与狼筅。但是，枞阳武术器械有耙、响叉（三股叉）与凳等。耙、响叉与凳等，通常被解释为农具与生活用品。实际上，耙并不是农具，而是一种非杀伤性武器，使用上有“满耙”与“半耙”之分，都是用来扰乱敌方或阻挡敌方的刀枪攻击，与狼筅的作用是一致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章、周二氏发生械斗，章氏一人战死，原因是其使用的武器为“耙”，身后没有长枪手，而“耙”又不是杀伤性武器。吴汝纶《章冠鳌传》中，记述了枞阳东部各氏族联合对抗太平军的事迹，章冠鳌使用的武器也是“耙”，目的是阻挡太平军骑兵的进攻。在长枪手被冲散后，章冠鳌同样战死。明代的役籍制度清代即已废止，官方对民间的兵器使用有严格的控制，枞阳武术中耙与凳的出现，是制度变更后冷兵器流变的结果。凳的用途是防卫与攻击，功用与盾牌是一致的，即抵挡与击打。枞阳武术中的器械，铁尺的使用很广。铁尺为一副，实战中左手铁尺主要用于防卫对方枪、棍的攻击，右手铁尺主要用于击打对方，这与左执盾牌右持兵器的士兵作战非常接近。枞阳武术的拳术姿式，包括身、手、步等，步型有马步、箭步、摊步、震步（响步）等，并非南北少林中的低盘与高盘。古代战争中有进攻与防守，实战中需要变换阵式。如著名的“鸳鸯阵”，通常是纵队，随着战场的情形与局势的变化，可以变纵队为横队，变一阵为左右两小阵或左中右三小阵，一队变成两伍或三伍。前者称“两才阵”，后者称“三才阵”。数万、数十万的庞大军队，看上去黑压压一片，无论是攻击、追击、防守，士兵“一”字形、“田”字形地移动，都是程式化的，并非电视剧上的一哄而起。枞阳武术中的各种步型，是军事作战中阵式变化的需要。枞阳武术的步型中，通常伴有相应的呐喊。吼或喊，同样见于古代的军事操术训练，目的是为了营造战场气氛，形成敌方的恐怖感，起到震慑作用。四、枞阳武术与枞阳文化乡风、民风，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枞阳东部地区盛行武术，见有“传媳不传姑”的乡风。姑指女儿，据称乡风的形成是出于武艺保密，女儿习武可能造成武术外泄；或担心女儿出嫁，一旦氏族间发生武斗，怕她们帮婆家打娘家。实际上，盛行武术地区的诸氏族，所习的武术各有所长，并无太大差异，技艺也难比高下，即便主观想保密，客观上也不可能做到。至于出嫁的姑娘回来打娘家，依照明清律的规定，都属于悖逆行为，是严重犯罪，为传统制度所不容，出现的几率极小。现实生活中，姑的年龄一般小于媳，姑需外嫁，不一定就嫁军户，没有习武的必要。明代“役籍”的规定，需服兵役的仅限于“男丁”，女性都没有习武的必要。媳可能习武，除了媳是“自家人”，更重要的是媳参与习武，有利于家庭成员武艺的提高，增加家庭服役男丁的安全性。枞阳大凡尚武之地，民风的显性特征是强悍，内在特征则是守信，与崇文地区的思辩色彩明显不同。过去，尚武之地的民事纠纷调解，一旦双方达成共识，即便吃亏的一方事后也绝少反悔。这种一言九鼎，讲话算话，不是地理决定论，而是长期的制度养成。古代的军事训练，除了“操术”，便是“军纪”。军纪即军规，汉代有“十七条禁律五十四斩”，明代有“戚家军军规”，内容复杂而严酷，核心都强调军人的服从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长官命令无论对错，军人都须无条件执行，不容许思辨与违背，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军人的牺牲精神，吴汝纶在《章冠鏊传》中，将其描述为“东乡俗尚意气，其民好斗敢死。”明代的军户，遵守的是农耕规律，农忙时生产，农闲时训练，需要时服役。这种农闲习武的习俗，传承至今。枞阳武术对枞阳文化影响深刻。枞阳文化存在明显的东武西文特征，前者强调群体意识，后者强调个体意识，通常将其称为枞阳“民风”。作为世袭的职业军人，文化传承受“军纪”影响很大，群体意识很强，服从长官意志，有效忠社稷的坚定理念。“军纪”的要求，又假以宗法制度下的“家规”、“族规”予以固化。“奸淫”的处罚，《大明律》有明确的规定，《章氏家规》则在《大明律》的基础上，增加了“照军徒律痛加责罚”的规定。相关私刑，非军籍的氏族的“家规”、“族规”，所增加的是通常剥夺祭祀权与居住权，如“禁入宗祠”、“逐丁”等。“三十六名教”九华山除暴安良、咸丰年间抗击太平军，都不具有功利目的。民间传说东部氏族联合抗击太平军是反对“借路”，但实际上是反对太平军建立地方政权，自觉维护国家政权，是“讲政治”的表现，并非单纯的讲义气、抽象的讲气节。枞阳东部民风强悍，但讲大局，讲诚信，同时不畏强暴，敢于打拼，并群起而攻之。
传统社会中，平民有两个发展方向，向上为“儒”与“侠”，向下则是广义“流氓”狭义化。“役籍”制度催生了东部尚武，“科举”制度则催生了西部崇文。走科举之路，体现的是枞阳向上求进精神的另一面。一个人科举成功，意味着家族从平民晋级缙绅阶层，从底层上升为上流社会，这是枞阳文化繁荣背后的内在动力。“役籍”制度虽然不排斥科举，但事实上军籍民户必须以习武为中心，妨碍子弟走科举之路，从而形成枞阳东西部不同的科举景象。东部多武举，西部多文士，枞阳崇文尚武，实现了平民向上路径的最大化。崇文尚武，尊儒敬侠，相互渗透，故枞阳有侠儒，有儒侠，形成特色鲜明的枞阳文化与枞阳地域形象。改革开放后，枞阳东部地区彰显出尚武文化中的拼搏精神，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很多枞阳地方早期的成功人士，都具有浓厚的儒侠风格，敢于打拼，有打拼的经历，这也枞阳文化的正能量，是枞阳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传承与全新嬗变。
写得好！楼主有心了！ 作者应该将这些编著写成一部书，名字：中华东乡武术 石溪古代是郡城，明朝马敬思在《武城》诗中写道：
登临无限意，吊古有余情。水退鱼梁在，秋深雁字明。如何文学地，翻以武城名。荒高浑游遍，萧条诵读声。
以武出现应该在明末，其实，文人也不少，并且文武双全，吴檄、吴用先、方以智等武功也是高强的。关于武进士、武举人正考证。另外，听说东边陶雪顶（音）为三十六名教之一，还有故事流传。 考证翔实，语言严谨，难得的好文！ 不错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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