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记忆---文章(为了心中的纪念重发)
醍醐海阔 德性山高——张海鹏教授与明清史研究--------------------------------------------------------------------------------
作者：余同元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3-10 21:45:46发布) 阅读623次
著名史学家张海鹏先生⑴于2000年9月5日溘然长逝，吾辈损导师，史坛折巨子，痛哉！惜哉！曩者瞻依，今兹失据，一望大江东去，哀思缕苍天。忆昔授业门下，先生待如亲子，其督责之严，期望之深，至今刻骨铭心，须臾不敢或忘。幸蒙山根幸夫教授台翰嘉谕后学，特嘱为其《明史研究》撰写一篇纪念张海鹏先生的文章。捧读翰示，情意拳拳。
但论人论学，非成就大、见识高者难以当其任，何况“评价学术，除非评论者的见识超过所评对象，否则难以征信。”故呈现这篇纪念短文，只能如时贤所主张的那样，“将思想还原为历史，使主观变成客观”，即将主观的学术评价，变成探讨学者心路历程的事实分析；在具体学术评论上，既重先生研究论著的征引，也适当融进先生在学术活动与教学实践中的诸多理念。因为，“学者用笔写的历史固然重要，其言行同样也是值得探究的历史。认识后者对于理解前者尤为关键，而且如此一来可以寓史法于史学之中。”⑵先生坚守教学与史学研究岗位四十多年，长期给历史系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讲授中国史方面的各门专业课，先后主持和完成国家、省、市及学校重要科研课题与研究项目十多项，学术成果除其亲自撰写的五十多篇论文以外，还主编和合作出版了千余万言的学术著作。⑶其内容几乎含盖了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可谓穆穆皇皇，博大精深。惟吾等才疏学浅，且“于夫子之道宫墙外望耳”，只得于先生对明清史研究的诸多贡献中，择其荦荦大端者述之一二，以期为不肖弟子对恩师的永远纪念。
先生在明清史教学和研究中的重要贡献和学术地位，正如他逝世后中国明史学会发来的唁电中所说：“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史特别是明清史的教学和研究，成果累累，桃李满园；他又开创徽学研究领域，具奠基之功。”这个评价是名副其实的，下面仅从四个主要方面略为说明之。
一、开拓明清史研究新领域，创业奠基，建宗立说，领时代潮流，名归实至。
先生关于明清史研究，大体可以1983年为界分为前后两大时期。前期以明清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问题为主要内容，主要论文有十多篇⑷，特别强调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问题的重要性。
记得我们刚入大学不久，就看到先生在《安徽师大学报》（1979年）上发表的《论历史发展的动力》论文，并听他讲述“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问题”。他说，研究历史要先从大处着眼，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既是研究历史，又是考察现实”，“人类社会漫长历史是怎样发展来的，我们需要正确了解；而今天新长征的巨大动力是什么，我们也需要认识清楚。”他认为，只有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去研究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才是正确的认识途径；而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问题是一个核心课题，这个问题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问题是一体两面。所以，研究明清史首先要探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特点及其缓慢发展的原因。后来，他与唐力行教授合作发表《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一文，提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发展缓慢，是与我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分不开的。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后来被白钢研究员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一书中列为一家之说，并作了长篇内容摘介。⑸
关于明清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先生认为，首先就是要围绕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特点及其缓慢发展的原因问题，去深入探讨明清社会经济这个时代性课题；同时要着眼于现实和立足于地方，进行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区域研究，即选择一个历史区域，以其社会经济为核心，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既借以探讨该区域发展的个性特征，又研究它与其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故自1983以后，先生就以敏锐的学术眼光，率先选取江南徽州地区的经济文化进行系统研究，从而成为徽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在《〈徽商与明清徽州地区教育发展〉序》中说：“我国自唐代以后，经济重心就逐渐南移，与此同时，文化重心也踵继其后。由是东南半壁，迎来了由历史发展的形势而造成的大发展的新时期。历经五代、宋元、降及明清，无论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就整体来看，南方都超过了北方。江南的徽州，便是一块较为典型的境域。”⑹
怎样开展徽学研究？先生主张第一步先研究徽商。他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的《前言》中指出：“徽州学的内容，除要研究徽州的政治沿革、自然环境、语言、风俗习惯、土地制度、佃卜制度、宗教制度、历史人物、阶级斗争等课题外，还有诸如‘新安学派’、‘新安画派’、‘新安医派’这些大的研究领域，更有待于学者们的纵横驰骋。而上述这些课题，往往又与徽商有密切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徽商是其酵母。”“研究明清时期徽商，可以从一个侧面考察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更重要的是，徽商所留下的踪迹，还为我们探索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资料。”⑺
徽商课题一经确定下来，先生便率领研究骨干王廷元教授、王世华教授、唐力行教授等一行深入徽州各地访求徽商资料，凡地方志、档案、笔记、小说、契约、文书、碑刻、谱谍等无不搜寻抄录，同时又南下北上，东奔西走，遍访全国各地图书馆、博物馆中的有关文物史籍，从几百种文献资料中搜集徽商资料百余万言，爬梳剔抉，索引钩沉，最后编成40万字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于1985年出版。这部珍贵资料集的面世，不仅为日本、英国、德国等世界著名大学和图书馆收藏，而且马上赢得中外学者的好评和青睐，吸引了一大批学者投入徽商研究，一时形成“徽商研究”热潮，既为徽商研究树立了第一座丰碑，又奠定了先生在徽商和徽学研究中的重要的学术地位。与此同时，徽商研究的力作《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一文又于《中国史研究》上发表，第一次提出了徽商“贾而好儒”的特点，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⑻
接着，便是扩大徽商研究队伍，吸收周晓光教授、李琳琦教授加盟成为新的研究骨干，一起承担徽商研究的各项课题任务，分工协作，专题研究，在国内外一些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系列研究论文，主编并出版了《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初版，后由香港中华书局和台湾万象图书公司分别分册再版），《富甲一方的徽商》（王世华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徽商与经营文化》（周晓光、李琳琦合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等。这一时期，先生身任安徽师范大学校长，公务极其繁忙，但他仍然亲自主持和领导着整个课题研究，并亲手撰写了一系列徽商研究论文，主要有：1、徽商与徽州文化《中国典籍与文化》1986年2期；2、从《汪氏阄书》看徽商的资本出路《光明日报》1986年4月23日；3、论徽商经营文化 《安徽师大学报》1999年3期；4、徽商进入两淮的几个阶段《货殖》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版；5、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的优势《明史研究》第4辑，黄山书社1994年版；6、两淮盐商的衰落和徽商门楣的光大 《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7、从扬州到徽州的繁荣看明清徽商的历史作用 《第六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黄山书社1997年版；8、徽商研究十五年 《安徽师范大学建校七十周年论文集》（A集），安徽人民出 版社1998年出版。
在这些论文中，先生对徽商的渊源流变、经营范围、活动区域、经营特点、资本走向、历史作用、衰落原因、文化特征等重大问题，既作纵向的历史考察，又进行横向系统分析，得出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显示出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正是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隆重推出了皇皇巨著《徽商研究》（1995年版，546千字）。全书既有关于徽商历史发展中诸多具体史实的精辟考论，又注意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中探讨徽商特点及徽商精神的旨要与内涵，还特别注重徽商资本与明清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等一些重大问题的研讨，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精神。南京大学历史系范金民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对《徽商研究》的长篇评论，称其“既为徽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为迄今为止国内传统商人研究篇幅最为宏大之作，在林林总总的商人研究成果中，恰如根深叶茂的老树，又当融融春日开出了绚丽的花朵。”⑼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徽商研究》不仅在学术界好评如潮，而且以其极高的学术价值，先后获得安徽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和首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等殊荣，竖起了徽商研究史上的第二座丰碑。
很快，先生又迈出了徽商研究的第三步——即一方面进一步搜集新资料，推出一部100万字的《徽商资料集成》，然后在此基础上撰写一部宏富齐皇的《徽商发展史》；另一方面将徽商研究同徽学中的其他方面研究结合起来，推动整个徽学研究。早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一书的《前言》中，先生就明确指出：“研究微商，又是研究徽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徽州在明清时期，不仅以商贾之乡“富甲江南”，而且以其颇具特色的“新安文明”而被誉为“文献之国”、“东南邹鲁”。徽州不仅商成帮，而且学成派，这是先生一再强调的徽学研究中的两大核心。先生一直认为，明清徽州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是“贾”“儒”互动。他说：“徽州的发展变化，固然与几百年来全国经济文化发展的走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与此同时，却又有其内在的动力。若问：这内在的动力是什么呢？从事实看来，便是教育与徽商。……明清时期的徽州，之所以能‘富甲江南’，就是富在这支‘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的商帮；而徽州商帮的多数人能够很快致富，其主要原因乃是富在教育。”“徽州的教育与徽商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用以下公式表述出来：教育——徽商——教育——‘江左望郡’。这也是明清徽州史之‘纲’。”⑽
为此，先生于1985年就指导周晓光侧重研究新安理学（时晓光随先生读研究生，硕士论文即为《新安里学的演变》），后又指导李琳琦（亦随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侧重进行徽州教育研究。如今，周晓光教授担任《徽州文化全书》中《新安理学》一书的主撰，李琳琦教授的博士论文《徽商与明清徽州地区教育发展》及其《徽州文化全书》中的《徽州教育》两书也均将问世。徽学研究中的“学”与“商”两大核心区域的开拓，均是先生整个徽学研究计划中的题中之义。
2000年3月24日，先生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徽学漫议》一文，对徽学的基本含义、徽学的内容范围、徽学的历史沿革、区域分布、性质特征和徽学研究的宗旨目的、对象任务、方法途径、意义作用，以及徽学与徽州文书的关系、徽学与新安理学的关系、徽商与徽州教育的关系，等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提出了徽学研究的系统计划和方案，为创造徽学研究的辉煌明天而运筹决策。奈何天不假年！其早就计划编写出版的《徽商资料集成》、《徽商发展史》和由先生担任总顾问的大型丛书《徽州文化全书》等重要的微学研究项目正在全面推进之际，先生突然病逝，其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幸有先生组建的徽学研究中心仍在继续着先生的事业，可以让先生含笑于九泉矣！
二、组建和领导明清史教研机构，教学与研究相结合，谆谆育人，堪称师表。
先生认为，重大的课题研究，必须依靠集体协作，只有发挥团体学术精神，进行群体学术攻关，才能取得重大成果。1983年，先生与王廷元教授、王世华教授、唐力行教授（后于1989年调走）等人组建了安徽师大明清史研究室，确立徽商研究课题，进行专门的系统的徽商研究，开全国团体研究明清徽学的风气之先。后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所，与王廷元教授、王世华教授、周晓光教授、李琳琦教授等一起，发表和出版了徽商研究的系列论著，完成了国家基金课题《徽商研究》任务，获得了国家级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大奖。这些，都是发挥集体协作的优势与团体学术攻关的结果。近年来，为大力推进徽学研究，先生又领导徽商研究所的几位教授，组建了安徽师范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从而使徽商研究与徽学研究齐头并进；同时帮助安徽大学（合肥）申请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徽学）基地和筹建徽学研究中心，并担任该中心名誉主任，推动了徽学研究的全面发展。
先生认为，学术事业的发展，除了学术基地和学术团体机构的建设以外，还要大力培养人才，不断更新知识，不断改进方法，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治国人才不易寻，学术人才更难得。为了培养明清史和明清徽学研究的专业人才，先生更是呕心沥血，功勋卓著。他从教四十多年，培养了大批学子，可谓桃李满园。正如其得意门生、现任安徽师范大学校长的王世华教授所说的那样：“他非常注意培养人才，一旦发现好苗，就精心栽培，大力扶持。他曾悉心呵护过的学生，如今有的已成博导，蜚声史坛，有的已是博士后，教授，颇有建树，使他所开创的徽学研究事业后继有人。”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开创的事业如今蒸蒸日上。在如何培人才方面，先生一贯主张寓教于学，教学相长。他一方面要求学生“善学”，一方面自己身体力行，学高为师，身正是范。其勤奋的精神，严谨的学风，认真的态度，创新的追求，是他留给弟子的宝贵遗产。⑾
作为先生的不肖弟子，我自1979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班读书（时先生为历史系主任，讲授《明清史专题》等课程），至1985年考入先生门下攻读明清专业研究生（时先生为安徽师大校长兼明清史研究室主任、研究生导师），再到2000年先生仙逝，二十多年来，主要是在先生指导下，进行明清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凡《明清史专题研究》、《明清史科学》、《徽学与徽商研究》、《中国经济史》、《中国商业史》、《中国文化史》等专业课知识及其学习、研究的方法，无不来自先生悉心传授；凡教学、科研中大小问题，或亲聆教诲，或电函传达，无不请教叩问。所以在长期的耳提面命之中，听到先生每每强调的治学宗旨有两条：一是“作学问先学做人”的基本原则；二是“经世致用”的价值追求。
每一届研究生入学后，先生上第一节课就讲“做学问先学做人”的道理。这个道理包含两层意思：一指治学根本目的，一讲治学的基本途径。从终极目标上讲，治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做人”而不是“谋生”，所谓“读书明理”首先是指明人伦道理，因为人才是“人”与“才”的合体，只有先“成人”，然后才能“成才”，所以说“做学问要先学做人”。从治学的途径上讲，自古有“尊德性”（偏重于道德实践而求仁者，又称“穷理”，穷得物理也）和“道问学”（偏重于认知活动而求智者，又称“尽性”，尽得人性也）之分。有人主张尽心以知天，以仁统智；有人强调穷理以知性，以智统仁。宋明时期“理学”与“心学”关键之分即在于此，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既穷得物理又尽得人性，否则必蔽于一曲而暗于大方。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是先生对弟子的基本要求，也是他自己一贯坚持的行为准则。
具体到日常生活中，先生要求学生时刻注意人格修养，淡泊宁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正人品以正学品。在《中国传统文化论纲》的《序言》中，先生强调指出：“中国传统道德，一向重视做人，注重人生价值，把‘舍生取义’作为人生最高的价值取向。而做人就是从‘修身’做起，然后‘齐家’以及于‘治国’，认为只有‘身修’才能‘家齐’以至于‘国治’。往日的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的具体内容虽多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按照今天的道德准则，吸取其中的精华，提倡做人，提倡修身，提倡建立温馨和谐的家庭，提倡报效祖国，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在当前来说，还是完全必要的。”
具体到学术研究中，先生要求治学与做人、立言与立身齐头并进；在史学研究中，则表现为史才、史学、史识与史德并重。先生经常说，学问是老老实实的事情，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强调要勤奋耕耘和厚积薄发，要拿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这里介绍一段师门辱教的经历，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是如何指导学生进行学术研究的。
记得在作硕士学位论文的时候，我定的题目是《中国长城文化带的演变》，主要是想对先生《论“中国”》⑿一文中有关民族关系的思想进行发挥。先生看过提纲后说：“这个题目很大，够你做一辈子，硕士论文还是先作《明代长城文化带演变》吧。”经过三年努力，完成了论文写作，通过了论文答辩。先生又说：“虽然通过答辩，不等于研究成功，还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才能拿出象样的成果。”1991年，先生致函陈高华研究员（当时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介绍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跟随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陈可畏研究员进修，就硕士论文中的民族贸易市场问题作进一步研究。1995年8月在凤阳第六届明史国际研讨会期间，我将《明代后期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市场》一文呈请先生修改后交《历史研究》发表。算起来整整十年成此一文，还步步离不开先生的指导！但拙文发表后，曹永年教授就其中的三个关于民族贸易市场（即“马市”）的《市场表》提出商榷，认为该表中所列市场有很大问题。看到商榷文章后，先生立即电话指示我：“一要当面感谢曹教授，因为他是学术前辈；二要对此问题重新研究，对别人的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根据先生教导，我于长春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向曹教授敬酒致谢，并分别在黄山书社1997年出版的《明史论文集》和1998年第1期《民族研究》上发表了《明代马市市场的设置与分布》和《明代马市市场考》两文，虽然基本维持原说，但却是重新研讨的结果。同时，刊载在《历史研究》上的拙文又被推荐翻译到《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上再次发表。⒀至此，先生才在电话中表示满意。每每忆及此事，总是先生懿德柔声不绝心耳。
先生常常教导学生的另一条治学宗旨是“经世致用”。他认为，史学向来都是与现实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是现实的“昨天”，而现实则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述往事，思来者”，“继往开来”都说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史学应该服务现实。他说：关于历史学社会功能的讨论，大家见仁见智，各有卓识，“但归纳起来，一言以蔽之，即是如何‘经世’，离开了经世还有什么功能可言。历史学本来就是一门‘经世’的学科。”⒁
先生在做人方面的谦虚谨慎和温良宽厚，在学术研究上的认真执着和勤奋严谨，无不为弟子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记得先生在担任大学校长的那些年头（约1985——1994年），既要处理诸多的政务，又要承担重要的研究课题，还要指导研究生学习，真是千头万绪，一片繁忙。但先生总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将一切事情都处理得有条不紊，将拥有数千名学生的一所大学领导得蒸蒸日上，真正显示了做人与做学问的统一，立言与立身两成的大家风范。
三、主办大型国际学术活动，推动海内外明清史研究的交流、协作和深入发展，规模既宏，众望所归
先生特别重视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认为学术繁荣的主要标志，应该是国外的明清史研究与国内学术研究的互补互促、互动互进，明清史研究学者既要走出去，又要请进来，而以团体的形式进行实际的学术交往则是最理想的途径。因此，他总是百般努力，千方争取，为他所领导的学术组织主办各种形式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我所知，经先生亲手主办和参与组织主办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就有十多次，如“第一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85年9月，黄山），第一届朱元璋国际学术讨论会（1998年，凤阳），第六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95年8月，凤阳），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讨论会（1990年，芜湖），朱元璋与明初社会学术讨论会（1989年，凤阳），及徽学与中国商业史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等。每次会议从方案的策划、经费的筹集、会务的筹备、代表的邀请到会议论文集的出版，先生都是事必躬亲，安排周密。
特别是作为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先生为推动明史研究的全面开展，率先于1985年秋发起和主办了第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在著名的风景胜地黄山召开，中外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了这次盛会。会议全面交流了当时世界各国明史研究的成果，同时还组织代表考察徽州明清建筑，参观了黄山美景。这是一次开创性的明史学术盛会，为日后明史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创造了良好的范例。从此以后，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每两年一次，从未中断。
在黄山明史会上，中外代表又向先生提出了回到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要求。在当时条件下，要筹备一个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需要作艰巨的努力。但为了实现国际学术界的美好愿望和进一步推动明清史研究的繁荣，先生又以非凡的组织能力，千方百计地筹集经费，组织人力物力，策划方案，落实计划，终于于1995年8月在凤阳召开第六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由先生主持，来自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学者180多人齐集一堂，盛况空前。会后又于黄山书社出版了65万字的会议论文集，在论文集的《序言》中，先生高兴在写道：“在凤阳召开的明史学术会议，几乎是学者们的共同夙愿。记得1985年秋，第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黄山汤泉宾馆召开时，就有不少与会同仁提出‘回到老家’开一次明史会的建议，而且希望殷切。相隔整整十年，大家的愿望终于成了现实。这是值得庆幸的。……在几天的会议中，凤阳——这个古钟离之域，每天都沉浸要浓郁欢快的气氛之中。通过会前传媒的连续介绍，对于这次会议的召开，凤阳城乡几乎是家喻户晓。‘老家’的领导和人民为能首次迎来180多位中外嘉宾而深感无比兴奋与自豪；治明史的中外学者对明代‘老家’受到盛情友好的接待也感到十分快慰而赞不绝口。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学术盛会。”⒂尽管历十年才实现国际明清史学者的夙愿，但这十年期间，先生为筹备这次大会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也是学术界同仁们有目共睹的。
先生生前曾担任不少全国性学会和地区性学术团体的领导，主要有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朱元璋研究会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安徽省历史学会会长、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先生认为，自己被学术界推举为会长、副会长，既是一种荣誉，又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要积极组织开展学术研究活动，推进学术研究的交流和发展，才能不辜负学界同仁的信任。
先生去世前不久，还在其《徽商研究十五年》中说：“我们拟以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中心的名义，主办一次徽商国际学术讨论会，邀集国内外的一些同行，共同深入地研讨这一课题，也请与会学者对我们的成果进行一次客观评价。这对我们必将是鼓舞，也是鞭策。”讵料先生壮志未酬身先去，不能不是国际学术界的一大损失。⒃
四、法而后成，变而后大，树学界风范，示来者轨则
先生立言与立身之道渊源有自，大底出乎桐城入乎徽州，法于传统而变于有用也。
先生家乡安徽省枞阳县，1949年以前属于安徽省桐城县东乡。桐城是闻名中外的文化古县，有清一代是号称桐城人文鼎盛时期，时人誉之曰：“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闻名天下的“桐城派”大师中，有不少出自桐城东乡。故先生常常戏称：“枞阳出人，桐城出名。”上大学之前，先生在家乡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并担任乡村教师，对家乡先贤桐城派的思想学说和文学作品既了如指掌又心存敬意。他认为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对桐城派的贬毁大都源自论之者好恶随心，因而大都有失精当。
为了正确评价桐城派，先生撰写了《简论姚鼐的文学主张及其思想倾向》一文，⒄指出姚鼐师承其乡前辈的可贵之处，乃在于学而能变，不囿于师说，故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用姚鼐的话说，就是“有所法而后成，有所变而后大”。没有“法”就没有准绳，不能“变”则得不到发展。姚鼐还说：“大抵学古人，必始而迷闷苦毫无似处，久而能似之，又久而自得不复似之。”模仿古人的文章，开始因难得入门而苦闷这是自然的；时间久了，功夫深了，必然学得很象；再继续努力，“功夫深处却平夷”，就能脱开前人的窠臼，超过前人，别开新面，这就是“久而自得不复似之”了。学习前人只有达到自己有创见的地步，才可称之为“善学”。
姚鼐之“变而后大”者，关键在其“义理”、“词章”、“考证”三结合主张的正确。三者本都是独立的学科，各有不同的特点，但在古代文学与学术没有截然分途的情况下，学文的人，欲有大成，“必兼收之，乃足为善”。虽云义理、考证、词章三者不可偏废，但三者不是平列的。义理是主干，词章与考证是依附它的枝叶繁华，合起来便是郁郁葱葱的大树。从治学的角度看待这一主张，是有可取之处的。义理、词章、考证，近似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史、哲。义理为哲，词章为文，考证属史。文史哲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训练，是“善为属文者”所不可缺少的。只有将此三者“兼收”而“善用”之，才能写出意境高、风格新、摒去空言、不落俗套的好文章。故先生强调把义理、词章、考证三者结合起来，以期文章的主题鲜明，内容充实，文字优美。
先生之取法桐城派，落脚在“变而后大”之一途。因而他一再强调治学贵在创新。所谓“新”，就是新问题，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此四新之中，有二到三新，方可着手著文。但先生之论著，大都追求四新兼备并能义理、词章、考证三结合 。表现在其徽商研究论著中，既提出了新问题、选择了新视角，又采撷了新材料、发表了新见解。特别注重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求新问题、得出新结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往往是引用文献记载者多，利用文献档案者少；从宏观角度论述者多，作微观分析者少；进行静态分析研究者多，进行个案追踪溯源、探寻发展轨迹者少。为改变这种状况，先生在研究中强调了研究方法上的多重多层次结合，即要尽可能地做到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文书档案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主观分析与客观考察相结合，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结合，比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历史的解释与现实的评述结合，史与论的结合，等等。⒅这些结合正是先生在研究中反复尝试和努力运用的研究方法。由于研究途径的正确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才使先生在明清史诸多领域的研究中，发前人所未发，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⒆
陈寅恪先生在《陈恒〈敦煌劫余录〉序》中强调：“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研究，因甲骨文、敦煌文本、汉魏简帛和徽州文书四大发现而先后形成研究浪潮，其中以徽州文书发现和挖掘较晚，而至本世纪八十年代后形成学术研究新潮流。先生以超迈的学术理念、求实的学术品格、严谨的学术作风和沉渊揭底、开拓求新的学术精神，得预于明清史研究潮流而开拓徽学研究的天地，谓之“预流”可也。《宗镜录》中诗曰：“故得法性山高，顿落群峰之峻；醍醐海阔，横吞众派之波。”借此以喻先生学术操行之高，或不为过。
注释：
⑴张海鹏，男，1931年7月生，1965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学院历史系。先后执教于安徽师范学院、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曾任安徽师范大学校长，去世前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徽商研究中心主任。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朱元璋研究会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安徽省历史学会会长、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1998年，出任安徽省委组织编撰的二十卷本《徽州文化研究丛书》顾问。1996年，美国“国际名人传记协会”将他收入《世界名人录》中。2000年9月5日去世，享年70岁。
⑵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者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7页。
⑶其主编与合作出版的主要史学著作有：《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张海鹏、王廷元共同主编，黄山书社出版）；《中国十大商帮》（张海鹏、张海瀛联名主编，黄山书社出版）；《徽商研究》（张海鹏、王廷元共同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史》（朱绍侯、张海鹏、齐涛联名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最新修订版）；《中国传统文化论纲》（张海鹏、臧宏联名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版）；《安徽文化通史》（上、中、下）（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历史大辞典》（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通史》（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皇子传》、《冤臣传》（均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张海鹏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⑷这一时期张海鹏先生主要论文有：左光斗及其水利事业 （《合肥师院学报》1961年第1期）；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李岩 （《光明日报》1965年10月20 日，署名易鸣史）；论历史发展的动力 （《安徽师大学报》1979年第3期）；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 （于唐力行教授合作发表，《安徽师大学报》1982年第3期）；论朱升的从政与退隐 （《安徽史学》1984年第3期）；马皇后评述 （《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等。
⑸白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243—245页。
⑹⑽张海鹏遗作《〈徽商与明清徽州地区教育发展〉序》《安徽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
⑺张海鹏《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前言》黄山书社1985年版。
⑻张海鹏，唐力行《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中国史研究》1984年3期。
⑼范金民《老树春深更著花》，《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⑾⒆王世华《张海鹏与徽学研究》《安徽日报》2001年9月21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2期。
⑿张海鹏《论“中国”》，《安徽史学》1985年4期。
⒀拙作Trade Between Ethnic Communities in Market Towns Along the Great Wall
During the Late Ming Period《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7年第4期。
⒁张海鹏《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4期。
⒂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六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页。
⒃张海鹏《徽商研究十五年》《安徽师范大学建校七十周年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⒄张海鹏《简论姚鼐的文学主张及其思想倾向》《艺谭》1981年第1期。
⒅张海鹏 臧宏《中国传统文化论纲·序》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此文已于2002年4月在日本《明代史研究》第30号发表；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在读博士）
(感谢作者余同元教授惠寄)
作者：余同元(苏州大学教授) 不明白，大哥你能把字体整亮点不？ 是哦。我也看不清楚的。 这是在让大家练眼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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