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胸验肺是悲怆的抗议
经历过青春期打架斗殴，或者看过一些描写街头混混的影视作品的人，都知道最可怕的对手，不是那种挥刀就砍的人，而是从容不迫地掏出刀子来，对着自己胳膊上划下去的人。一个人敢于自残，那就意味着铁了心跟你斗到底。这就是为什么相对其他形式来说，绝食是一种比较激烈的抗议活动。 河南青年张海超怀疑在工厂得了尘肺病，先后去多家医院检查，都得到医生的认定。但是按照相关法律，这些医生说了都不算数，只能由当地法定的职业病诊断机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来下结论。这家金牙玉口的职防所，给他的诊断却是肺结核。多方求助无门之后，张海超做出了惊人之举，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了开胸验肺的手术。媒体报道容易让人误解，以为打开胸腔之后，肺上的粉尘看得更清楚了，所以张海超的病得到了确诊。首先，医生已经告诉他，不需要通过开胸，只凭X光片就可以诊断他的肺病了。其次，打开他的胸亲眼看肺的人，并非来自郑州职防所，而是依然没有职业病诊断资格的医生。当他把开胸验肺的结果告诉职防所的人时，对方只是冷冷地告诉他，开刀的医院“没有做职业病诊断的资质”。
因此，不管张海超的动机如何，按照现有规定，他的开胸起不到验肺确诊病情的作用，而只是一种发生在医院里的黑色幽默。这种黑色幽默收到的效果，其实是一种自残形式的抗议。如此悲怆的抗议行为，立即得到媒体的关注。媒体轮番报道之后，相关领导高度重视，纷纷作出批示。据报道，批示该案的领导有：卫生部陈竺部长、书记张茅、副部长陈啸宏，河南省徐光春书记、郭庚茂省长、宋璇涛副省长。这些领导如此关心，并不是因为看到张海超打开的胸腔里肺上的粉尘有多么厚，而是看到这个青年的抗议行为有多么激烈。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卫生部督察调研，河南省卫生厅专项调查，张海超的尘肺病得到了承认，他的另外四位工友也跟着沾了光；他那本来可以避免的胸创，也令人哭笑不得地被判定为工伤；郑州职防所等单位被通报批评，樊梅芳等几位把持资格而乱诊断的相关人员被追究责任。这也不是因为张海超打开胸来让人们看见他的肺有多么黑，而是他的抗议让人们看见他周围的现实有多么脏。
所有生活在尘肺病阴影中的工人都应该感谢张海超的抗议，因为尽管卫生部仍然嘴硬说他的情况“只是个案”，不肯松口修改《职业病防治法》及《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中的一些荒谬规定，但是紧急发布了新版《尘肺病诊断标准》，并启动了全国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现状调查。
也许卫生部会说这些工作都在既定的议程当中，只是碰巧在张海超开胸验肺之后推出，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他抗议的结果。由此可见，一定程度的抗议活动是必要的，是促进社会良性运转的润滑剂，而不是像有些人力图让人们相信的那样，凡是抗议都是破坏安定团结、妨害正常生产、造成社会损失的行为。
我们还应该从张海超的悲怆举动中看到，现实中正常的抗议渠道太少了，才逼迫他采用了这种激烈的方式。为了一个并不难确诊的肺病，他先后到过郑州职防所、郑州市二院、河南省胸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多家医院，简直像是令人心酸的行为艺术。那个资格规定注定了他在专业的渠道上走不通，本能地要进行抗议。这时候如果有更多的抗议选择，也许他就不用那么荒唐地躺到手术台上去了。 从“开胸验肺”说“煽动”
如今在一些官员看来，只要有联合行动之嫌就该打压甚至就是犯罪。一些地方官员推卸自身责任，弹压群体事件的口头禅就是“煽动”。这个说法当然是很弱智很可笑的。
河南新密市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终于有了一个他预期的悲剧性结果——承认他确实罹患而不是没有尘肺病。他也讨到了几分公道，此前轻慢延误他的卫生防疫部门的官员和医生以及雇主企业受到责任追究。至于那三个医生与老板之间有无交易，职业病的确认程序是否因此案而得到制度性改善，我看多半会不了了之，因为中国当下的新闻热点太多太多，舆论的关注点很快就会转移，人们不大可能持续追问这事。
我赞赏青年张海超维权有秋菊般的执著。有关部门不算，仅法定职防所之外的医院，他就到过郑州市二院、河南省胸科医院、省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多家检查胸肺。我更赞赏他的理性。碰过那么多次壁，他胸中肯定有悲愤，也有过绝望，但他既没有去和拒绝提供相关资料的企业高管拼命，也没有和职防所的医生搞“鱼死网破”的泄愤。他不听医生劝阻，毅然决定“开胸验肺”，以近于自残的悲壮之举，赢得了媒体和舆论的关注，赢来了省部高官重视和联合督办。
既不忍泣吞声等死，也不同归于尽报复，这“开胸验肺”就那么可取吗？张海超的选择悲壮又悲凉，难道就没有合法的途径维权吗?《南方都市报》由张海超事件引发，7月29日发表了题为《为肺而战》的专题报道，披露尘肺病人维权路之艰难。他们不仅要与利益冲突的无良资方博弈，还要与本应公正中立的法定职业病鉴定机构，与理应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政府安监、劳保部门博弈。可是他们总是孤身无援。正如邓玉娇案是在网民的大声呼喊声中，身负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之责的妇联才出面表了个态，张海超也是在“开胸验肺”引起全国舆论关注之后，才有工会组织参与联合调查。
如果张海超不是采用这种令人同情的开胸的个体维权方式，而是串连了该企业别的罹患尘肺病职工一起行动，联合向老板和有关机构施压，那他是不是就犯了“煽动”罪，就该被司法机关追究刑责呢？如今在一些官员看来，只要有联合行动之嫌就该打压甚至就是犯罪。一些地方官员推卸自身责任，弹压群体事件的口头禅就是“煽动”。这个说法当然是很弱智很可笑的。为什么你掌握了强大的宣传机器和组织能力，有功率强大的“鼓风机”却鼓动不了群众，而几个人一“煽”群众就“动”，难道他们个个都是手握鹅毛扇胸有百万雄兵的诸葛亮？早在去年瓮安事件发生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就指出，要打破群体性事件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发生的公式。
然而，这样的弱智老谱还在被一些官员袭用。通钢工人抗议重组,打死建龙集团派来的总经理，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某通报经过说，这是“有些人挑拨、煽动群众不满情绪”；28日温州市约三分之二出租车停运，温州警方称，此事系少数安徽籍出租车司机为主的人员煽动造成的，已经依法传唤8名违法嫌疑人……
这种“煽动”论（阴谋论）不可能塞天下悠悠众口，也解决不了问题。假如通钢不愿改制重组的职工，可以通过代表他们利益和心声的工会组织出面表达诉求，假如温州的新骆驼祥子们可以由当地工会出头肯代他们交涉，他们还用得着谁来煽动，还会被轻易煽动吗？合法的表达渠道不畅，“煽动”才能有人动，这是明摆着的逻辑。所以，“煽动”一词还是少说为佳。 “你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 一位市长的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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