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雕虫小技夺先声 刘富道

钱奕珠（桑榆）

雕虫小技夺先声

刘富道 [url=]大家杂耍[/url] 2023-03-26 22:18 发表于湖北

收录于合集

#军事•回味军营

#文化•纪实文学

#生活•夕阳正红

#文化•诗词联曲

#融媒•窗屏拾零

​​采访记录

    大家杂耍公众号编辑按语：

      作家写小说，也就是写故事。这篇访谈文稿，实际上是刘富道先生讲他写小说、当作家的故事。不过是真实的故事。先生不失坦率、幽默的品性和风格，故事多多，抖料多多，给人以分享、启迪、轻松和快乐。

      

      钱奕珠按：刘富道先生是在部队中成长起来的国家一级作家，在湖北省作家协会副席、文学院院长任上退休。他是我的首长，又是战友，也是我在部队做新闻工作的啟蒙老师。他的优秀品德、渊博知识，对当时在他领导下的师报导组工作过的军人，无不受益匪浅。在他八十高龄之时，我请他为《钱澄之年谱》作序，令我深感荣幸，在此再致谢意！在此转发本文，以共大家分享！

我拿雕虫小技夺先声

刘富道

〔大家杂耍公众号特邀顾问〕

受访人：刘富道

采访人：陈智富

采访时间：2015年7月20日、7月21日

采访地点：湖北省作家协会大院刘富道家中

    小陈，智富，你让我谈光荣历史，真不好意思呀。这样吧，我说，你记，你帮我把把关，不要让读者感觉我是在说光荣历史。我自己给自己安个标题，《我拿雕虫小技夺先声》。什么意思呢，新时期文学成就了我们，我们这样走过来了，仅此而已。

一、“处女作”不到一百字，这就是我的起点。

   1940年，我生于湖北汉阳南乡，土改时家里划为贫农成分。我们家在乡下有些特别之处。小时候家里穷，但没有穷相；住在土坯屋里，却有满房古香古色的家具；父亲是农民，却是出生于书香门第；母亲是农妇，却能读书写字。
   家乡的地名叫奓山，早年的这个小集镇上，几十户店铺中有我们家4栋房子。据说曾祖父靠酿酒致富了。祖父在当地有些名望，开过药铺，办过私塾，他的学生中出过一位革命家，张执一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出过诗集。祖父不到50岁就去世了，从此家道中落。
   我母亲是大家闺秀，老家也在奓山乡，离我们家只有两公里。但她自幼在汉口长大，住在渣甸路磨坊里。他们宋家称六清堂，几位外公在汉口西商跑马场工作，管理道路、园林和各类球场。宋家自己还在汉口开了织布厂和磨坊，在汉口塔子湖有农庄，家眷住在磨坊院子里。磨坊这边请了家庭教师，母亲从小接受了文化教育，是姐妹中最受尊敬的大姐。多年前，诗人王新民来我家里，看到我母亲在看书，觉得很惊讶。我说了她的身世，新民兄笑说，原来是民国知青呀。
   把一个城里的大小姐，嫁给一个乡下的农民，这件事情有些荒唐。原来，宋家的家庭教师，是我们本乡本土人，他认识我祖父，这是他的主意。他婆婆还骂他怎么做这种事情。

定亲之后，我祖父突然去世了，我父亲后来对我说，当时吓得腿打哆嗦，生怕宋家变卦。但是，宋家信守承诺，母亲出嫁头天，从汉口回到宋湾，第二天坐花轿来到刘家。母亲的陪嫁丰厚，有整套家具，其中有镶嵌大镜子的大衣柜，现在还留在乡下老屋里。我小时候还看到有一双闲置的高跟鞋。母亲到刘家那年19岁，从城市小姐变成了农妇。在同村妇女中，她很出众，会做女红，会打毛衣，会做皮袄，还会读书写字。正因为她是乡下少有的能读书写字的妇女，解放初期，还做过农会工作。
   父亲成了宋家女婿之后，有很长时间在汉口西商跑马场做工，应该算是“民国农民工”吧。解放前夕给本村大型榨油作坊做过工。他有个贫农的好成分，又在区县政府当炊事员、管理员，因此惠及我母亲，使她免受政治磨难。曾祖父在集镇上盖的4栋房子，分到我父亲名下的只有半栋，另半栋属于大伯父，1950年代租给一个裁缝，每月租金一家一半，只有两块五角钱。“文革”期间，母亲同大伯父商量，房子无力维修，不如无偿交给人民公社，也算割了资本主义尾巴。
   尽管我出生在土坯茅屋里，尽管我没见过祖父，但在我的心态上，暗自以为出生于书香门第。母亲又是大家闺秀，对我的影响很深，教我读书认字，教我珠算，我蛮小就会了珠算的顶级除法——六规七二五除，还有留头乘（法）。
   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小时候都上私塾，我上的是正规学堂——裕德小学。这所小学，由本村大户人家刘远裕捐建。那是抗战时期，动工之后，砖瓦木料运输受阻，他就把奓山街上的铺面房子全都拆了，用来盖起了这所学校。当时汉阳乡下，没有哪所学校能跟我们裕德比，如果现在还在，也是乡村的好学校。四排教室中间是校政厅，教室与校政厅之间有廊道相通，每栋房舍四周都有女贞篱笆环绕。老师有一部分是从汉口请来的，还有留学日本归来的老师。我为上这个小学感到很自豪。
   我上的初中是汉阳二中，前身也是私立中学。我们的音乐老师陈荣铎，毕业于重庆音乐学院，他同时教我们语文课。陈老师让全校同学学二胡、笛子，无一例外，让我们受到很好的音乐熏陶。当年从汉阳二中走出去的同学，没有不会拉二胡的，因为有陈老师，让我们觉得在精神上很富有。
   1956年，我被保送到汉阳一中，读高中三年，我把学校图书馆所有的《文史哲》杂志全看完了，从而培养了学术意识，培养了做学问的兴趣。高中的两位语文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那时的语文课，分成两门，一门是文学课，一门是汉语课。高二文学和汉语老师邹国权先生是湖南人，原是华中师范学院助教，学问很深，讲话比较刻薄。他在讲课时总是给我们灌输学术意识，比如他讲鲁迅先生的《药》，提到末尾坟上的乌鸦，就讲关于乌鸦的象征意义，有几种不同的学术观点。邹老师让我懂得了，凡事可以这样看，也可以那样看，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主张。
   高二上学期，我弄了个二项式的万能公式，向《数学通报》杂志投稿了。那可是中科院数学所的刊物呀，我那时真不知天高地厚。尽管退稿了，但在同学中影响比较大。什么是二项式万能公式？就是a加减b的括弧n次方等于什么，其实就是找到了系数和指数的排列规律。
   也是高二上学期，邹国权老师给我的作文评语是：具有小说的雏形云云。
   高中时，我对文学的爱好始终都有，可说是魂牵梦绕于文学。学校附近有家书店，马蹄形的柜台，左手边的柜台总让我留连，我记得契诃夫的一排小册子特别吸引我。我的兴趣广泛，不得不强制自己，离开左边的柜台，买其他书籍。我买过钱学森写的《运筹学》，这本书让我一辈子都受用，还买过钱学森的《光子火箭》，那时我成天想一个问题，宇宙为什么是无限的，无限之外是否有壁。你可能不会想到，我上高中就买了《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这类书籍，还有一本英国工党籍作者的《批评的建设的社会主义》。列宁的一句话鼓舞我广泛涉猎知识，他说：“只有用全人类的知识武装头脑，才能做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想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青年，却仅仅因为说过一句“反正我的心是肉做的”，就遭到全班的三次批判。一个有理想守纪律而且各科成绩又好的学生，毕业时居然被评定操行丙等，被拒之大学门外。

   我是汉阳事件的间接受害者。1957年6月12日下午至13日，我们汉阳一中初中三年级学生上街游行，因为听说当年升学率降到5%，上一年为90%。这可是震惊中外的汉阳事件。我与此无关，但学校自此以后，经常有老师学生无端挨整。多年以后，我写了一部长篇传记《汉阳事件》，这是我的重要创作成果之一。高一的语文老师张安健先生，受到汉阳事件的无辜牵连，被送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他生前说过，汉阳事件这本书，只有刘富道写得好，因为他有亲历的感受，有切肤之痛。

   我是个有大理想的人，上不了大学怎么办呢？

   首先得谋生。

   我父亲在汉阳县人委会招待所当了几年管理员之后，调到了新沟农场场部，又调到了新沟中学。这时新沟农场已经划到武汉市东西湖区。父亲在汉阳县人缘很好，他让我到县委会找白书记就行了。我刚到县委会大院，白书记刚好路过门房，当即掏出一个香烟盒，写上了一句话：“李书记：请把刘婆婆儿子的户口转到新沟。白登坤”刘婆婆是县里干部对我父亲昵称。李书记是汉阳一中的书记。他二话没说，就给办了迁移到新沟的手续。新沟农场的王天开书记，安排我到苗湖小学教书，正好那里差一个老师。第二年我就到新沟中学教书。第三年，我转到东山农场的东山小学，不久，魏庆云校长给我办了正式工作证，我现在还保存着有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委员会印章的证件。

   教书的三年中，我没有间断自学。学什么呢？当数学家，当物理学家，是不可能了，因为没有实验室。我想，还是当个作家吧。因为，高一的张安健老师，高二高三的邹国权老师，在批改我的作文时，都用蘸红墨水的笔写过评语，说我可以成为未来的作家。邹老师曾在班上公开说，我们班三个同学词汇丰富，说到我时加了一个但是，“但是刘富道有时弄巧成拙”。后来，我悟出一个道理，成拙固不可取，弄巧却不可无，否则根本成了作家。

   在东山小学教书期间，也就是1962年，我给武汉晚报投稿，用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分金炉”专栏上，有一标题是《校长、中学生和小女孩的故事》，其中校长的故事出自我之手，写我们的魏校长自己动手修自行车，补破了的车胎，可能不到一百字，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大名变成铅字，在那段文字屁股后面的括号内。我倒是从标题上受到教益，我觉得编辑真能，能把三件毫不相干的事情，组合成一个所谓故事。

二、投笔从戎，打不死就写战争小说吧。

   1962年，东南沿海局势紧张，征兵数量比较大。到东西湖区征兵的听说是福州部队。我参加体检通过了，准备到前线去打仗，打不死就回来写战争小说。真的，那时想的就这么简单。我有三个舅舅是黄浦军校出身，都在抗日前线奋战过，不过命运不一样。只有四舅到了台湾，当上国军中将。四舅回来探亲时告诉我，1962年他在金门前沿阵地，当反攻大陆的尖兵团长。我听了觉得有趣，如果我真上了前线，外甥同舅爷遭遇上了，还真有戏呢，不就是一部小说吗！可惜，蒋公改变了主意，那一仗没打起来。可惜，我分到武警部队，分到了襄阳支队，我当时想过，这不是到了保险箱里吗。在汉口兵站同母亲告别时她没有哭，听说在我走后还是哭了，她常给我写信。

   因为我是由教师去当兵，第一次授衔，多给我一颗星，授了个上等兵。我在连队第一次办墙报，就写了首诗《四颗星星亮晶晶》。

   一年多的连队生活，训练，站岗，劳动，成天紧紧张张，但这些都不耽误我的作家梦。我们连队有好多高中生和中师生，还有两个大学生，在办黑板报、办墙报时，我是主力队员。我还写了第一篇真正的小说《击掌》，不过，没有敢投稿。还遵命写过一篇报告文学，交到支队之后没有下文，不过，素材在后来用上了，还出了个大风头。这是后话。

   1964年，我调到支队政治处机关，除了主任单独一间办公室外，其他人都在一个大办公室办公。我当时还是战士编制，中士军衔，中队文书，在政治处算帮助工作。我的业务是通讯报道，但我没少写其他文稿。首长下部队喜欢带我，下去几天，我就写一本调查报告，还顺便写通讯报道稿。第一年我获《公安部队报》二等奖，第二年又得了《公安部队报》一等奖，总队新闻干事只得二等奖呢。襄阳支队在整个武警部队中并没有什么特色，我在没什么特色的部队写稿子，还获奖，那真不容易。我参加了《公安部队报》1964年办的新闻训练班，地址在汉口的公安部队二干校，其间我领悟到不少新闻知识，尤其让我感受到正规的军事院校生活。在襄阳支队，看不到这样的大场面，看不到这样正规的大营房。大约在1965年，公安部队总部下了调令，调我到北京的公安部队报社工作，我们总队没有让我走，事后才告诉我有这事。

   前面说过，入伍那年，支队让我写过一中队队长唐光有的报告文学，写了以后未见下文。1965年，我写了一个压缩版的唐光有交党费的故事，被武汉军区《战斗报》刊用了，标题是编辑加的：《请看共产党员唐光有怎样对待级别待遇》，还加了编后记，随后连发两期收到读者来信。这是首次报道唐光有的事迹，以后他一直是全军有影响的先进人物。

   1968年，我们部队整编为陆军五十一师，我被任命为师政治部新闻干事。那时，我在部队写过各种文体，包括党委工作总结报告，包括各种文艺节目，诸如枪杆诗、对口词、相声、剧本、诗歌联唱等等，写相声还得过奖，就判决书没写过。整编前我带的战士演出队，到总队参加汇演，得到一架手风琴的奖励，留在武汉演出了几个月。那是1967年上半年，到武汉各大剧场演出，我都上台讲话。还有大专院校，大型企业，都去露过面。

        三、因祸得福，运气来了

   我原来有个想法，新闻只有一天寿命，我的长远目标还是做文学创作。但是，进入“文革”期间，大环境已经谈不上文学创作了。我在部队里，又做新闻工作，在写作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管用和先生常称道我的采访功夫，的确，我做新闻采访，练就一身采访功夫，又因为见多识广，积累了很多素材。1970年借调到新华社湖北分社工作了大半年，对了，当时应该叫武汉分社，这段经历更加强化了我的记者意识，对世事的看法自觉站得高了。

   我们师有个团在河南施工中牺牲了一位战士，我接到军里下达的一个任务，写一篇报告文学。此前，我注意过有关报告文学的流派之争，我在写作时采取了折中路线，按照“可以合理虚构”的路子走。写出第一稿之后，再到部队和烈士家乡采访，发掘一些我虚构的故事，在现实生活还真有。第二稿是在河南新郑县工地写的，返回师部时途经郑州，送了一份打印稿给新华社河南分社（当时是叫郑州分社），一位年龄较大的编辑接待我们，让我们第二天去听取意见。第二天去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写得像小说。我听了很生气，拿着稿子就要走，我心想你还不懂什么是文学。“文革”期间，文学已经湮灭了，稍稍有些文学性，都得不到容忍。我这一稿已经去掉了“合理虚构”。老编辑说稿件已经登记，不能拿走，又说了一些溢美之词，缓和了气氛。这已经到了1971年，是年纪念建党五十周年，湖北专门成立了征文办公室，吴耀崚老师被抽到那里工作。她和一位负责人接待了我，让我压缩了篇幅，在七一期间发表了。这就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报告文学《打前站的人》，4000多字，在《湖北日报》占了大半个版。那时田间地头，都有社员读它，还有读者摘抄其中的警句。全国报告文学奖评奖中断几年之后，再次评1990—1991年度全国报告文学奖，又让我赶上了，我的《人生的课题》得奖。很多人误以为这是我写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其实我早在20年前就写过了，真还研读过一些作家的报告文学作品。我很喜欢黄宗英的报告文学的风格。

   当时到河南新华分社去时，我带的两个报道员一道去了，这两个兵回到师里，就把老编辑的话当笑话传出去了。有一天早餐后回办公室，师政治部孙玉田副主任跟我走一路，他说：“刘富道，听说你写的报告文学像小说一样，你就写一篇小说怎么样？”一听这话，我脸发热了，肯定也发红了，但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呀。”因为我写过《击掌》，我知道小说是怎么回事。1971年4月下旬，我把《打前站的人》送稿到北京，去了几个报社。到《光明日报》副刊部，编辑史美胜同我聊天，聊得很投机，他说五一到了，你给我写篇小说，明天送来怎么样？我说可以呀。回到招待所，睡了个午觉，下午四点多钟灵感来了，马上动笔写，吃了晚饭接着写，写了4000多字，标题是《首都钢铁工人之女》。这是一篇完整的小说，写一个北京姑娘下放到陕北，成为五一劳动模范，回京参加游行队伍，观礼台上有她的父亲，他父亲是首钢工人劳动模范。史美胜看过，承认是小说，赞美一番，但没有刊用。

   人们总说，要写熟悉的生活，但我所熟悉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能引起我的激动。整编成野战军之后，我们师新组建一个高炮营，我就到这个不熟悉的部队，寻找新鲜的题材。在高炮营蹲了一个星期，我受样板戏《红灯记》的影响，找到了一个“密电码”，回师部很快写出小说《关键时刻》。

   这个稿子寄到十七军政治部宣传处，打电话问是不是收到了，说没有收到，重新复写了一份寄去，再打电话询问，回答说已经送到武汉军区了。再打电话到军区文艺科，牟廉玖干事回答说，收到了，很好，只改了一个字，送到总政去了。以后就没有下文。

   1972年5月份，我探亲期满，准备回部队。是晚上的火车。下午我到六渡桥逛街，看到一个书摊上居然有一本彩色封面的杂志，那时已经没有文艺刊物，只有一种《文物》杂志，是黑白封面。我拿起一本彩色封面杂志一看，咦，原来是《解放军文艺》，1972年第5期。久违了，《解放军文艺》！这是复刊的第一期。翻开目录，看到有《关键时刻》，再按页码翻到正文，第一句话是“高炮营打完靶回到营房”，这不就是我写的小说吗，我心里很激动。其实，正式复刊之前，已经出过试刊，其中就有这篇小说，只是我不知道罢了。原来，一年前总政征文，一级级下达任务，就是为《解放军文艺》复刊做准备。

   我的运气真好，也是因祸得福。本来，说我写得像小说就是贬意，却让我得到一个机会，真写出了小说。那时全中国已经没有文艺刊物，《解放军文艺》复刊的第一期，就让我赶上了。随后武汉军区政治部编辑的小说集《红芽》，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武汉军区出版的专集《带班》，我的《关键时刻》都放在第一篇。

   我还抢了几个第一。1973年《武汉文艺》（就是《芳草》前身）准备创刊，当时地方上创作比较弱势，创刊人周代带人到武汉军区请求支援。正好武汉军区刚办过一个创作学习班，我写了一篇被《湖北文艺》（《长江文艺》复刊的过渡刊名）要走了，学习班结束之后，我被留下来编一本书，我编了几篇稿。其中一篇立意不错，军区文艺科骆峰科长让我重写，我就另起炉灶重写了，标题定为《铿锵的锤声》，骆科长知道怎么回事，署上我们两个作者名字。周代先生一眼看中这篇作品，发到《武汉文艺》1974年1月的创刊号。这不又让我抢了个第一。

   这篇小说刊前刊后，都遇到了波折。发稿前，武汉市文化局一位领导人批示：“虽然不符合‘三突出’原则，但仍不失为一篇好作品。”就这样放行了。创刊号出来后，编辑部收到作家吉学沛的来信，高度评价了我们的锤声。那时还在文革期间，小说究竟应该怎么写，都在进行探索，我不过是回归了文学的本来的传统，不弄极左的那一套而已。在许多读者来信中，也有另外一种声音，有大学送来极其严厉的批判稿，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编辑部没有理睬这件事，让它淡化了。我同周代先生之间，有一条不约之约，那批判文章是谁写的，他不说，我不问。周代已经仙逝了。

  《解放军文艺》从1977年第10期起恢复发稿酬，正好这期有我的散文《青青大别山》，又让我赶上了。就在编辑部王中才先生来信说我“可望拿到稿酬”不久，我就收到了46元的汇款单，这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呢。我想起来了，这篇散文还得到总政治部的优秀作品奖，只是那是既无奖金奖品、也无烫金的奖证，倒是有一张打印的获奖通知书。

   这篇散文，有个特殊背景，那是1977年初，军队老同志对邓小平复出工作的呼声很高，并且敦促有关方面做舆论工作。这个任务就由总政到解放军文艺社，再由武汉军区到湖北省军区，最后落到我头上。武汉军区骆峰科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写一篇刘邓大军指挥高山铺战役30周年纪念散文，当时我并不知道上述背景，反正我答应下来了。

   高山铺战役是我军在解放战争史上的关键一战，被称之为口袋战，战斗发生在湖北蕲春县大别山南麓，从高山铺到清水河一带，两边都是起伏的山峦，整个地形形如口袋。这是国民党军从鄂东进入武汉的必经之地。刘邓大军就在高山铺这个口袋两边设防，致使敌军全军覆没。解放军文艺社散文组编辑王中才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看过我的稿子以后，专程到武汉来了一趟，还带来了编辑部的稿签。中才是一审，他这样写道：“看来散文还得这样写。”“文革”把散文的文风都搞乱了，他大概看到我的纪念文章，没有按照“文革”的套路写，所以感觉满意。我写了一些小细节，开头写不知不觉间进入了口袋，后面写一位村妇头上插着一只栀子花，表现人们对和平宁静生活的珍惜。后来我看不出这篇散文有多么好，没有收入集子里。

四、一位副总理一句话催生了《眼镜》

   也是1977年的一天，我在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值班室值班，晚上没事就看文件，有个文件是印发一位副总理（万里或谷牧）在一个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有一段话是，希望文艺工作者多写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言下之意，此前，都是写的臭老九。这下有灵感了。我原来有个小说题目《眼镜》，题不逢时，没写。现在可以写了。这就是获得1978年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眼镜》。

   这个人物的原型在随县，现在的随州。1970年我被借调到新华社湖北分社工作时，到随县采访农业机械化推广经验，同行记者也姓刘。他在县招待所里偶然碰到他的天门籍同学，这位同学在华中工学院毕业后，分到随县的湖北油泵油嘴厂。我们就在县招待所聊天。我们3个人都坐在床上，床铺中间是两张条桌，我同他们面对面。此人戴个眼镜，个子高高的，瘦瘦的，当时大学毕业，到厂里只能当工人。他会帮同事打炉子，有点幽默感，还会玩点小魔术，很受工人喜欢。他说打炉子的诀窍在于，不能把炉膛的泥巴抹得太光。我问为什么，他说太光了，干了就容易开裂。泥面不光滑，反而透气性好。他每次回到武汉,也要帮助邻居打炉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时我就想写这个人物。

   几年过去了，一直想写而未写，因为万里一句话，又打开了我的思路，我就以他为原型，写一个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吧，还要写一个爱情故事。我还有一个音乐家犯迷糊的故事，时乐濛不知道时乐濛在哪里，也要写在这个人物身上。

   当时，听说徐迟在写陈景润，是《人民文学》的约稿，陈景润也是个爱犯迷糊的形象。我暗中和徐迟较劲，一心想赶在他前面发出来，大约在1977年10月就写完了，写完了就打印出来了。我们文化处有个干事把打印稿带回家去看，他夫人是武汉大学教师，这样就在珞珈山传开了，收获一片赞扬声。

   1977年11月，我把稿子寄到《人民文学》，我想在明年元月号发出来。1978年第1期到了，一看目录，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赫然在目，没有我的《眼镜》，我很纳闷。

   我并不知道这里面有蹊跷。我给王朝垠先生打电话询问，他回答的语气低沉，只说要用嘛。我跟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好几位编辑很熟悉，因为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他们向武汉军区约稿，写悼念文章，武汉军区让我写，写了直接送到了人民文学杂志社。后来人民文学杂志社要调我去工作，说了两次，湖北省军区都不放我走，只好作罢。

   我是准备去抢占1978年第1期头条的，为什么发在第2期，又不能发头条呢？个中原由直到1993年才弄清楚。我收到洪湖的胡定祥先生寄给我一本这年出版的《传记文学》第3期，他在扉页上批注“本书P111—112有回忆《眼镜》出世之经过”，我才知道《眼镜》这篇小说发表时的曲折过程。稿子被责任编辑王朝垠推荐上来后，小说组组长涂光群予以肯定，欣赏其幽默风趣和湖北地方风味，但是编辑部负责人思想比较保守，不同意发。涂光群就跟上司说，我们让作者改一改再发。其实并没有怎么修改，这样说是对编辑部负责人保全面子的妥协办法。小说终于在1978年第2期顺利发出，获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委会专家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有茅盾、巴金呢！

   这篇小说现在看起来可能没什么特别，但是在当时拨乱反正的关口，从不同角度突破禁区。“文革”时期文学视爱情为禁区。我都抢了好几个第一。第一，写爱情小说我抢了个先。其二，写知识分子正面形象我抢了个先。其三，直接写文化革命场景我抢了个先。小说中有个人物外号跳得高，其表现非常活跃，这是最早进入文学作品的“文革”造反派的典型形象，也可以说写造反派人物我抢了个先。

   小说发表以后，王朝垠先生跟我写信，在信纸边上附了一句话:“你的作品虽然发在第二条，但读者是当作头条来读的。”当时，还找范曾画了5幅插图，当时他已有名气，但不像现在这么大。这个作品算是我的成名作吧，影响到底有多大呢？说个好玩的实例。1980年，我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有天到中国美术馆借阅资料，身上没带任何证件，摸了半天，从口袋掏出了一张北京公共汽车月票，身后一位青年看到月票上的名字，立即惊呼：“刘富道，《眼镜》!”

   1978年我到武钢采访，特别受工程技术人员欢迎，他们认为我是为知识分子说话的作家。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新时期之初，率先出版了一本《爱情小说集》，《眼镜》放在了首篇。1978年，我为《眼镜》写过一个续篇，标题是《瞎子》。戴眼镜的，外号也叫瞎子。稿子给我很尊重的一位编辑，没有登出来，这对我的创作热情是个挫伤。他可能不满意我写的一个梦境，就我现在的体验来说，这个梦境完全合理。一个知识分子所做了梦，同一个农妇所做的梦，不一样。农妇做梦，可能会梦见母鸡下蛋，知识分子做梦，会梦见一道方程式。当时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好作品的续篇，一般都不会成功。

   1982年，长江文艺出版社率先为本省新时期新作家出集子，田中全先生首先选定从我开头，给我出版了小说集《南湖月》，可惜只印了7000册，社里领导人胡天风先生向我表示歉意说印少了。

五、我怎么就成了一个不写部队的部队作家

   1979年，我调到武汉军区创作组了，我们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对我说：“富道，你熟悉地方，就写地方生活吧。”其实，我的生活阅历很夹生，军队地方两边都不能说熟悉。

   此前，我应邀到武钢引进工程生活，写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剧名是《中秋月正圆》，我现在依然认为，这是最早有开放意识的电影剧本，前不久一位粉丝读了我的几个剧本，表示最喜欢的还是这一部。但是没有投拍。当时，经济改革刚刚揭开序幕，有感于武钢这种大企业体制的种种弊端，我想写一个集体所有制工厂的小说。我开了介绍信，到武昌区企业管理办公室，了解集体所有制工厂情况。当时南湖那一带有很多集体所有制工厂。我去了星火化工厂，这个厂属于武昌区狮子山街办事处管，通常就简化为“街办的”。我当年采访，骑自行车绕南湖转过几圈。

   关于星火化工厂及其产品，写的全是真实的，那个爱情故事是我编织的，这就是1980年7月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获奖的小说《南湖月》。这也是我时隔一年后第二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很多人说我是连续得奖。其实，1979年对于湖北作家来说是一个空白，没有人获全国奖。当时有个内部刊物叫《文艺情况》，有篇文章公布了重复改编电影电视剧的统计数字，这个小说被重复改编的次数最多。有上影改编的电影《湖畔》，有大连电视台改编的《月光曲》，有湖北电视台改编的《南湖月》，好像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那两年里，跟我联系改编事宜的人就有29拨。前几年，我从网上购得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南湖月》连环画，也是那两年出版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

   为什么产生那么大影响呢？新时期以来，很长时间里，弥漫着伤痕文学的氛围，很沉闷。这个作品，田中全先生的评论文章是《生活的固有的亮色》，周迪逊先生的评论文章是《生活的十足的真实》。我的这个小说，是用轻松的笔调，写并不轻松的生活。我写了一个“二等公民”，赢得社会广泛的称赞和关注。主人公柯亭是一个街办的小厂职工，受到国有大企业的歧视，但他最后赢得国有大厂副经理女儿的芳心。好玩。

   后来不是有一个所谓新写实主义潮流吗？我这篇早，写实程度高。青海省轻工业厅居然当成了报告文学，他们找到了武汉星火化工厂，把他们研发的皮革制剂在这个厂进行中试，还邀请我参加了研讨会呢。

   两次获得全国奖，也让我在军内同行中的名声受损。1980年5月，参加解放军文艺社组织的东北之行笔会，出发之前到社里集中，晚上上火车前坐在大楼前面聊天，旁边坐了另一拨人，也许是在社里帮助工作的部队作者。那拨人中有人指着我们这边问，这个是谁？回答是“两次获得全国大奖的不写部队的部队作家刘富道”。你说还有这种说法！我不是奉我们部长之命写地方题材的吗！后来，我们创作组组长专门跟我说，刘富道写写部队吧。我说，可以呀。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熟悉部队的生活，因为我所处的不是正规部队，蛮夹生的。

   我先到开封某军，再到商丘某师。一整个师，全在一个大院里，真是壮观呀。当时我已经当兵多少年了，我想想，21年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营房。从招待所的窗口望去，单杠双杠的沙坑方方正正，晾晒鞋子的土墩方方正正，很有意思。走在营区里，两旁的篱笆修剪得整整齐齐。凡目所及，全是直线加方块，不过这个小说标题《直线加方块的韵律》，是在写了三千字后，才突然从脑子里蹦出来。

   这个部队是从浙江湖州换防过来的，有很多师首长家属没过来，她们不习惯这里的盐碱地的生活。我在招待所每晚看到小楼里的灯光黯淡。于是，我要写一位志在成为将军的热血团长。后来，我的模特儿果然当上将军了。这是后话了。         

我在一个团里住下来，住的就是团首长的房子，通信兵在我入住当天就装上电话。我就在这里体验着一个没有妻子在身边的团长的生活，同时进行写作，写得很顺利。

   我原本准备将这个稿子寄给《人民文学》，信封都写好了，因为要给军区创作学习班讲课，又从信封里拿了出来，没有寄出去。讲课用过之后，想到《中国青年》一位老编辑，她老跟我写信约稿，一想到她真诚的语气，决定将稿子寄给她了。她当时在南宁办笔会组稿，接到编辑部的电话，说刘富道的稿子来了，她当即回到北京，撤掉一篇稿子，发了我的稿子。同时，还送清样到《小说选刊》，两家杂志同在1982年7号发出来了。

  《中国青年》发行量很大，当时有200多万份吧。就在1982年当年，共青团中央举办的全国性的五四征文评奖揭晓，我的这篇小说获得了“五四”青年文学奖。这个奖的规格一点不低，在人民大会堂颁奖，国家副主席王震出席，文坛重量级人物大都出席了颁奖仪式。王愿坚老师给我颁奖时笑着说：“富道，只要北京有奖，你就来了啊。”

   前面说到武汉军区办了一个创作学习班，学员有几十个人，我以《小说从这里诞生》为题，从《直线加方块的韵律》的创作过程谈起，讲了创作灵感是怎么产生的，以及当时的小说创作，特别是部队小说创作误区等问题。这篇讲演稿发表在青岛的《海鸥》杂志。这篇小说被长影改编了电影。      

   新时期以来，武汉军区创作组创作很活跃，在湖北文坛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这可能跟当时的文艺科长（现在称处长）骆峰有关。他自己能写，又能组织全区作者写，为全区编过好几本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军队为什么能出那么多人呢？关键是全国处于万马齐喑的局面，军队相对宽松些，不是说有多自由，军队也有军队的特殊性，但上上下下都非常重视创作。1972年《解放军文艺》就在全国率先复刊。军队还有报纸，有出版社，也有财力。军队作家体验生活，天上地下，海岛边疆，都可以去。而且无论到什么地方采风，走到全国各地，都畅通无阻。所以说，军旅作家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还有政治环境，在普遍受到压制的时期，军队作家大多数被保护起来了。在突破禁区这一点上，有些地方上不敢搞，挨整挨怕了，但部队作家敢于写。我记得，1982年，我们武汉军区创作组组长崔洪昌写了中篇小说，题目好像是《别了，仕途雷登》，给了《长江文艺》。《长江文艺》准备发。有个编辑又把稿子送到我家里，说要我写个评论，当时家里有小木匠在做活，我顾不上瞅一眼，就让他把稿子留下了。等我看了稿子，才明白个中奥妙，当时发这篇小说会有风险。这篇小说批评的是军内的官僚主义，军内的不正之风。小说写到，新闻干事下部队了，部队热情欢迎至极，因为他们知道新闻干事是来涂脂抹粉的。创作组创作员下去呢，部队接待就很怠慢，因为创作是要揭露问题的。这个小说揭露了军队的阴暗面，作为地方上的刊物，你敢随随便便碰军队的问题？《长江文艺》想发，但又怕出事.。让我写评论文章同期发表，他们的用意不言自明，我是部队作家，让我表个态，我是得奖作家，让我表个态。良苦用心。我写了。

   果然在这个小说发表后，在军区大院听到一些议论。正好军区政治部马兆昆副主任找我到他办公室去，他分到我们党小组过组织生活，我是党小组长，他经常履行党内的规矩，要向我这个党小组长“汇报思想”。我这次就顺便问他，崔洪昌这个小说怎么样？他说，挺好呀。我也说，是挺好啊。于是，我就拉大旗做虎皮，四处说马主任说这篇小说好，一些好事者就闭嘴了。

   就像1982年我的小说《布娃娃和不定性儿》发表后，部里有个同事也跟我说：“听说你的那个小说有争议啊？”我当时严肃地说：“谁说的？”当时就把他震住了。在当时环境下，在军队内部，很多问题不能炒作。有的作家喜欢炒作，闹得影响越大越好。我的创作，要突破禁区，但我要预设安全系数，绝对防止炒作。就像《布娃娃和不定性儿》这一篇，本来可以拿到上海去发，但《长江文艺》的编辑对我有看法，说我在全国得奖，不支持他们。不给《长江文艺》稿子，一是因为我没写那么多，二是我还不知道他们能够开放到什么程度。这一回，我在一个晚上，直接送到紫阳路的院子里，交到一位老编辑老作家手上，我有一个条件，不能发头条，要发倒数第二条，不要引起人注意。后来一位编辑说，刘富道的作品，不能发倒数第二条，就在发顺数第二条上。这是我的第一个实验小说。

   我们武汉军区创作组，在全军乃至全国，都显得牛气，原因之一，有个白桦。以白桦写的剧本《苦恋》拍摄的《太阳和人》，1984在全军全国受到批判，批判的是《苦恋》，因为《太阳和人》没有公映。剧中有一句台词，有人问主人公：“这个国家不爱你，你还爱这个国家吗？”这句问话，就是要反衬主人公的爱国情怀。这种手法在创作中是个小技巧。但是，由此就认定白桦不爱这个国家了。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全军全国批白桦，武汉军区自然不能不批，我们全创作组好几个月不准出去采访。到过年了，白桦不能回上海的家，看他一个人在武汉，我们创作组安排轮流坐庄，请他做客。初四到我家喝醉了，后来他夫人王蓓从上海来看他，还向我表示过歉意。1985年5月，白桦办了转业手续，6月初到上海去了。白桦转业，是总政首长的批示。

    六、转业到省作协不是我的首选

1985年初，国家开始实行百万大裁军，撤销武汉军区渐渐成了定局。本来，广州军区创作室捎信来，要白桦和我去那边，跟我捎信说得很诚恳，家属小孩负责安排。我们部队说的家属，就是指配偶。白桦尽管刚被批判了，但人家那边还特别欢迎，这就是当时的政治生态。他已经到上海去了，当然去不了广州。我家在武汉，妻子说到广州听不懂广东话，我的生活基地又在江汉平原，我选择就地转业。当时政治部的50个转业名额已经定了，我就找文化部部长，又找政治部姜涛副主任，让他们开恩让我走，正好武汉市文联要我去。姜主任是蛮好的一个人，同意给我先开个介绍信去报到，等到统一办理干部转业时，再正式办手续。早几年武汉市文联也要我去，我说一不进党组，二不管刊物，我可以去，这样就等于说不去了。这次是没有办法，想留在武汉，总得有个窝，说要我去我就答应了。

   到市文联，还真上了班。所谓上班，就是参加鸡公山笔会，负责主持文学评奖工作，因为我是1982年当选的市作协副主席，又是小说创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8月份，到庐山参加江西《百花洲》杂志的笔会回来，回到军区大院，有同事跟我说，武汉市文联来要过我的档案。但是，直到元旦前，市文联一直就没有拿到我的档案。他们党组书记林戈跟我说，为此事还专门找过王群同志，王群同志是市委书记，又是省委副书记。王群同志的回答是，让市文联服从大局。什么大局呀，1985年4月，省委下了正式文件，省作协单独建制，从省文联分出来了，同时进行了换届选举，但是省作协党组人选一直定不下来。我是换届的当选副主席，又要转业到地方，我的档案就卡在了省委组织部。

   1986年1月8日，我到省作协报到，黄毅老先生指着楼梯口一张桌子说，这就是给你留的办公桌。我哭笑不得。没有想到，我一心想当作家，却在这张办公桌前坐了15年。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文学院院长，《长江》丛刊主编，我是顶着这一串头衔走过来了。因为我有过汉阳事件的体验，在任期间，没玩过“左”的一套，作为一个党组副书记，我忠实地做省委与作家之间的桥梁。肯定得罪过一些人，因为有十个好处，不能十个全都给某个人。但即使在我当领导小组组长处理重大政治问题之时，也没有留下后遗症。

   在任时，有人说，湖北少了一个作家，多了一个官员。多半出于对我的同情心。我整天头昏脑涨的，我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开会，我有精力有闲心写吗？徐迟先生很喜欢我，他为我着急，几次托人给我捎信，让我千万千万写东西。1990年代，我写了报告文学《人生的课题》，他看了特别兴奋，推荐给一些人看了。这个作品获1990—1991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在北京颁奖时，徐公正好访问希腊回来，请他参加了颁奖活动。他坐在主席台上，看见我走过去，笑得很慈祥。当时《文艺报》发了一张照片，徐公是正面像，我是一个背影，像是他在给我颁奖。其实我是从他身旁的艾青先生手上接过的奖证。

   也有人称道我，说我在任上培养了一些作家，我可从来没敢使用过“培养”这个词。别人称呼我老师，我的理解是客气，就像街上有人问路，称呼我师傅一样。我不会真把自己当个老师。我所做的工作，也就是看到一个年轻人有才，就情不自禁地拍拍他的肩，他或许觉得受到了鼓舞，仅此而已。

   我分管《长江》丛刊，挂名主编，本来可以不管事，但有些事又不能不管。那时候《长江》丛刊自筹经费，难以为继，必须得管。譬如，我提出了一个“隆重推出”的战略思想。对于文学新生力量，要用通栏的大字标题，作者署名用大号字，连续几期推出同一位作家，这样就产生了比较好的效果。这都是职务行为，与功德关系不大。说到功德，真有，我亲手在《长江》丛刊上办了个文学梦专栏，受到学界人士的注意，首次出现在这个专栏的年轻人，还真成了气候。那时，《长江》丛刊隆重推出新人，我就亲手写导读文章。我给古清生写过《古清生带我们走进古巷道》，给徯晗写过《古宅走出个徯晗》。

   认识古清生，是在五三农场，李建纲兄管的文学院在那里办合同制创作员笔会。回武汉的第二天，古清生还没回黄石，跑到我办公室来了。他背着个牛仔包，穿一身牛仔服，人高马大地站在我面前：“刘老师，你帮我看一下吧。”丢下一篇稿就走了。我看了三五页，就看进去了，随手拿起笔就开始编了。本来当年《长江》丛刊还有一期，为了“隆重推出”，我决定留到次年第一期发，我写导读文章。与此同时，省作协文学院办的内刊《楚文学》也要发，我阻止建纲兄，我说你先发，我这里不成了二婚，不行，我先发，你后发。这个小说是写矿区探险故事，地面与巷道，时空交错，写法和情节都很时尚。我推荐给《小说月报》转载了。

   徯晗是70后的作家，最先在《天津文学》发作品，《天津文学》一位编辑专程来汉，把她介绍给我们，让我们好好培养她。怎么培养呀，不就是她写了，我们关照一下吧。不久，她新写的中篇小说《古宅》寄来了，请她来修改，住哪呢，编辑部有几间平房，很简陋，里面什么都没有。我跟我那口子说，你给她准备个蚊帐草席，还要个痰盂。我那口子说，算了吧，一个小姑娘，住在下面不方便，就让她住儿子的房间，儿子睡客厅的沙发。徯晗是快手，重写一遍，一晚上拿下一万多字。第二天她要到汉口石首驻汉办事处去坐车，我怕她丢了，叫我儿子送她过江去。我儿子比她还小。《长江》丛刊发表《古宅》以后，嗬，反响特别好。怎么培养呢，稿子是她写的，稿子是她改的，我们只是拍拍肩，帮她吆喝吆喝。

   我倒是给许多年轻人写过序，一百数十件吧，挺要时间的，因为我太认真，都是读过作品才写。以前写一篇序文，会收到一壶油，或两瓶酒，有些朋友挺重感情。

七、一门心思突破禁区，到这个岁数还不安分

   新时期之初，我有一天突然开悟，写了篇文章叫做《无稽之中有真实》。我觉得，中国古典文学中，展示了很强的虚构能力，西方文学中更不乏虚构的经典之作，但到后来的中国，也就是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很多作品看不出有多少虚构能力了。我年少时的弄巧成拙也好，我后来的追求标新立异也好，也可以说都是在探索无稽之中的真实。

   1980年，我们那个中国作协文讲所五期，是在全国文坛开风气之先，把我们的思想都激活了。那些人说是青年作家，其实并不年轻，或者说真年轻的不多。最年轻的恐怕就是王安忆了。我那时候40岁，比我年长的大有人在，但仍被视为青年作家，我们是被耽误了的不年轻的青年作家。那时候讲课的老师都是在京的顶级作家、教授，有吕叔湘、袁可嘉等等。其中对我启发最大的还是北京大学教授袁可嘉，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之一。他的讲课，让我们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认识，有了一个比较清淅的轮廓。正好我是信奉“无稽之中有真实”的，袁公的演讲让我茅塞顿开，我只保留了他的讲义。他介绍说，西方现代派有“打倒巴尔扎克”的观点，巴尔扎克是我最喜欢的现实主义作家，是我买一个作家的著作最多的一个作家。但是，我觉得任何事物都会前进，文学也不例外，追求新的文学表达方式，并不妨碍我对巴氏的崇敬。从那时候起，我就跃跃欲试，想走出一条新路来。我的探索，并没有与传统决裂，我时时关注读者的接受度。

   以往所做的小小不然的实验就不提了，我只想提一提3件作品。

   第一件是《布娃娃和不定性儿》，这个小说比一般的短篇的篇幅要长。小说有真实的人物原型。这个原型是刚病逝的连长，某军区的学习标兵。我先采访这个连长所在部队，后来又去采访他妻子。我先用我惯用的笔调，用的是第三人称，发挥我的幽默特长。但是，写过一个章之后，我就觉得有些别扭了。他妻子是个人物，他与我的谈话有声有色，我把她的语言翻译成第三人称转述时，就完全失去她本来的色彩。我陷入困感了。如果我改用他妻子的视角来写，那么，那些连队战士讲述的故事，又都不是她能听到的故事，就无法表达了。而且，不用第三人称，我的幽默表达就无用武之地了。

   于是，一场文字试验开始了。我就像盖房子一样，先做出一个个预制块，然后再进行拼接。具体操作是这样的，我先把与这个她的每段谈话，都整理出来，中间穿插有我们之间的交流场面。这是一类预制块。另一类预制块，就是我最先写的第三人称的叙述，继续做成一个个预制块。两类预制，各具特色，互不耽误。再总装起来。所谓总装，就是交错放置，成为一部有节奏感的、有整体感的叙事。第二件实验作品就是我昨天说的《直线加方块的韵律》。这篇小说是采用了意识流手法。也不是为实验而实验。小说本身的故事情节，不过是些碎片而已。我昨天说了，我住在团首长的宿舍里，我编了一个故事，我从这个宿舍出发，到邮局取妻子寄来的包裹，这个包裹装有4千克茶叶，等于把我的汇款全部退回来了。故事就在两地分居中展开。我这一路上只有回忆，或者说是意识活动，不写意识流写什么？其实，再说一回，所谓实验小说，是生活的形式，造就了文学的形式。

   第三件实验作品，是5万字的中篇小说《候鸟》。我到新疆叶城，去过前方哨所的后方基地。那个哨所在帕米尔高原上，海拔5042米，一年中有几个月是封山期，与外面断绝联系，像一个孤岛一样悬在半天云里。我写了《直线加方块的韵律》以后，就想再写一个与直线方块对应的圆，一个高原哨所战士与内地女孩的爱情故事。这部中篇小说的标题《候鸟》，具有象征意义，故事情节在哨所与九江之间交替展开，很有意思的，语言也很美的。

   昆仑出版社出版一套部队作家丛书，我的一本是以《候鸟》的篇名作书名，全书只选了上述3个作品。本来可以多选一些，但我考虑风格的一致性，没有另选其他作品。

   在这本书的自序里，我写了大伯父跟我说的一段话，他说：“富道，你现在写的小说也可以看，但是没有《眼镜》《南湖月》那么晓畅。”听他一言，我很惊讶，他居然用了“晓畅”这个词。大伯父从我祖父读过书，但毕竟终生是个种田郎，可见他身上有许多被埋没的东西。那时，他已经70多岁了，还能看我的实验小说，虽然不觉得晓畅，但也看得下去，我以为我的实验成功了。我觉得，我后来的小说，文化高层次高一些的读者，读起来可能更有味道。

   到省作协之前，那几年时而兴奋，时而苦闷，总在寻求新的形式，不满足于已有路数。朋友韩石山说，以你现在的名气，以你现在的文笔，写长篇小说，肯定会受欢迎。我呢，想法不一样，我在想如何标新立异，琢磨怎么突破原有的格局。虽然踌躇满志，却是步履艰难，那一段时间，我的作品数量不多。到了省作协，一大摊子行政事务缠身，经常有扯皮拉筋的事情。我每天上班坐班，蹲守在机关，一个清清白白的走红作家，掉到了现实的矛盾漩涡中，很长时间我都没写大东西。倒是退下来的15年间，写了不算少的东西，其中3部长篇传记《天下第一街 武汉汉正街》《汉阳事件》《汉口徽商》。前一部的修订版得了湖北文学奖，2012年武汉图书馆经过多轮票选，它列入了最受欢迎的10本书之一。如果到广州去了，虽然也不会虚度年华，虽然可以拿到高薪，就不会有这些成果了。还有一部《刘富道电影剧作集》，湖北没人出过这样的集子。其他就不细说了。

   我本不想当官，我只想当个作家。现在一身轻地回到作家正席上，虽然已经七十有五，还在想着是不是可以弄点什么新名堂出来呢。

（原载《口述史：湖北当代文学》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

刘富道简介：

                                                  

[backcolor=rgba(255, 255, 255, 0.99)]    刘富道，一九四〇年二月生，武汉奓山人。汉阳一中高中毕业。一九五九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武汉市东西湖区任中小学教师三年。一九六二年六月入伍，在部队历任战士、文书，师政治部宣传、新闻、文化干事，武汉军区政治部创作员。一九八六年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文学院院长、《长江》丛刊主编。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backcolor=rgba(255, 255, 255, 0.99)]      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南湖月》《候鸟》,散文随笔集《步入文学殿堂》《阅读感悟》《刘富道视角》，《刘富道电影剧作集》,长篇传记文学《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汉口徽商》《汉阳事件全纪实文本》，报告文学《打前站的人》《新河洲升起了彩虹》，以及《刘富道文集》《汉约堂刘氏宗谱》三卷本，《湖北文库•刘富道卷》。

[backcolor=rgba(255, 255, 255, 0.99)]      主要获奖项目有：《眼镜》《南湖月》分别获得全国第一届和第三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直线加方块的韵律》获一九八二年《五四青年文学奖》,中篇小说《候鸟》获一九八四年《昆仑》优秀作品奖，《人生的课题》获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一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和湖北省第三届屈原文学奖。《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获第四届湖北文学奖，电影《杨得志围城打援》(合作)获第七届百合奖一等奖。

[backcolor=rgba(255, 255, 255, 0.99)]      至今，刘富道年过八旬，仍耕耘在文学园地中。其幽默地说，这是为了换几个酒钱。2022年又出版新编撰的《芳草志》，厚厚一本，足可换几大桶酒也。

采访人陈智富简介

   

      陈智富，笔名黑居易、冷朝阳等。湖北省作协机关干部，轻年作家，文学评论家。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师从何锡章、尚永亮等先生。从事文学研究与创作二十余年。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报》《理论月刊》《博览群书》《中国图书商报》《新华书目报》《长江文艺》《长江文艺评论》《长江丛刊》《社会科学动态》《文艺新观察》《星星》《南方日报》《长江日报》《羊城晚报》《黄石日报》《信息时报》《时代报》《晶报》等全国上百家报刊杂志发表评论、散文、访谈等各类文学作品逾百万字。湖…有多篇作品被收入各类图书中。